星星之言 | 周新才 – 那一年，我炒了報館魷魚！
這一生，我最快意恩仇的事，是炒了報館魷魚！
準確的說，是我炒了直接上司的魷魚。
ADVERTISEMENT
在此之前，我也有炒直接上司魷魚的前科，那是我在某報採訪部工作，主任不斷給我穿小鞋，我一聲不響的申請調職到經濟組。經濟組只有兩人，其中一人離職，我得空就到那個部門實習，沒幾天就摸熟了那個部門的記者、編輯兼翻譯員的工作。第一天上班，另一同部門同事發生車禍，我獨挑大樑的勝任有餘一個星期。
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炒上司魷魚，是在24小時之內由一家全國報的廣告員跳槽到另一家全國報當記者，導火線是報館在沒有通知我的情形下，把我的汽車津貼換成款額更少的摩哆津貼。
我是夾在報館辦事處經理與職工會鬥爭之中，由於只有兩年年資的“新人”，被殺雞儆猴，我立馬向敵對報投懷送抱。
炒上司魷魚是心裡有氣。其實這家報館很好的，我24小時辭職已違反勞資契約，可是報館在我離職之後，仍然很大方的付給我所有廣告佣金。
另一個讓我跳槽的原因，是我決定告別廣告員燈紅酒綠的職業生涯。我為了快速做好廣告業務，選擇夜夜笙歌的應酬生活，由於已當了約10年記者認識的人多，工作第三個月所招廣告便超額兩倍以上。
呈交辭職信之日是4月杪的發薪日，次日五一勞動節，五二我便“離鄉背井”由檳城移居雙溪大年工作。
工作沒多久，吉隆坡的老總到檳城辦事處會見北馬區同事。老總很直率的對我們說：“報館是文化工作，要賺大錢不要留在報館！”
有廣告員工作經驗的我心裡嗤之以鼻！
在報館當廣告員，或在小地方辦事處當可以大肆招廣告的記者，可以賺大錢。如果自鳴清高，只做寫文章得罪人不招徠廣告的記者，如後期的我，很難靠報館賺大錢。
報館舉辦年宴的日子回報館總社，公司停車場排滿的名車車主，幾乎都是有招徠廣告的同事。
我在雙溪大年當了1年記者，原本不想再招廣告，見到本報沒招的廣告都給外報招了，最後決定“重操舊業”，眼看手上廣告營業額日益增加，而每月所得的新聞照片津貼比我基薪還多，報館調我回檳城，我還是毅然回家鄉工作。
過去各報的派系鬥爭，大多出於編採部和營業部意識形態的楚河漢界。
辦報是一門生意，須靠鉅額的廣告收入，才能維持企業生存。可是報館也是文化機構，須顧及新聞的公正與自由，以及公眾知的權益。
若一個廣告金主發生醜聞，報館要怎麼做？
比如，有一年一群金主在夜店吃搖頭丸被捕，本報的選擇是新聞照登。這顯示本報的文化事業不向金主妥協，我在這個可以快意直書的崗位工作了卅年，直到退休。
ADVERTISEMENT
热门新闻
百格视频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刚当记者，有一天上午我带堂弟大肥上报馆。大肥看我在20分钟之内黏黏贴贴的“做手工”，便解决了前一晚的社团宴会新闻，觉得我这记者做得太容易了。
他问我：“这样就交稿了？”
如果不是要等摄影记者冲印照片，我的新闻会交得更快。
那时候数字摄影和电脑尚未问世，而新闻工作上需要的是黑白照片，没有彩色照，有时候广告版面只是套红而已，即加上红色的框框，或红色的标题。
由于只需要黑白照片，我们只是以黑白照片的菲林摄影，拍了照片须回报馆把菲林交给负责暗房的摄影记者，冲洗菲林和印照片。
我会冲印照片，那是读中学时参加学校摄影协会学的。只是，既然有人帮我冲印，我就不下手了。到90年代初我当通讯记者，新闻上使用的照片都是自拍和自印的。
80年代是华文地方报老式新闻呈现的晚期，所有宴会新闻都会呈现场面照，所有致词者都会以致词时的人头照形式在报上亮相。我们把对着麦克风致词的人头照戏称为“吃冰淇淋照”。
一般上我们会把“吃冰淇淋照”缩小成比邮票大一点，成排的贴在场面照的上下或左右，如果致词者太多，还可以贴在颁发牌匾照片的上下左右。我们把这神操作叫做“黏邮票”。
至于写新闻也是黏黏贴贴，先在稿纸上写好新闻头，然后就在致词者的讲稿抬头写某某某致词时说，分段的上面则再写“他说”、“他指出”、“他表示”之类。
至于写仪式，只是把仪式表改一改便行了。不过，图片说明须费一番功夫。
这些讲稿和仪式表，若是纸张太小，就黏在大张的讲稿纸张上，加上页数编号便可以交稿了。
我们连讲稿上没有营养的客套话都不必删掉，甚么“感谢诸位出席，令本会增光不少”之类的话都在报上出现。
这些感谢的话是宴会临结束时的总务致谢词。曾经有同事奇葩的删掉了一些累赘的话，被总务告到老总那里去，挨了一顿骂。
那个年代的报馆与社团之间讲究的是互相尊重，互惠互利。你要名我要利。我平时帮你宣传，若有与你相关的红白事，我向你征求广告，就请你大方一点多多惠顾，甚至出钱又出力的帮我召联合版广告，名单和广告费一起交来，我不会给你任何佣金。
（作者为本报特约记者）
ADVERTIS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