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期专栏写了公众不分富贵贫贱,抢着买1令吉白米的事。没想到2个星期后,突然看到有“白旗”重现的画面。
这一面白旗,是在冠病疫情爆发后,一些人面对生计问题后,有人发起在家门前竖起白旗求助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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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以为这种情景在疫情过去,各个领域全面开放,全世界再次投入正常运作的时候,不会再看到这样的一幕,可是它却实实在在摆在眼前,玻璃市的某一个角落就有这样的一面白旗在某一间住家前飘扬着。
玻璃市州务大臣特别助理接到团队的通知后,立即登门送物资,想要顺便了解真实状况,可惜屋主恰巧外出,她也问不出个所以然,只能留下物资,择日再上门进行家访。
她在电访中向我提到,团队当时只从求助男子的口中得知,妻子患有三高,身体不适,他要照顾妻子,2人都没法找工养家的困境,不过她因未见到屋主,暂时只能转告她所掌握的基本资料给我。
新闻刊出后,就有各种声音出现,当中不乏正面的鼓励和意见,当然更少不了一些网民的质疑,为什么患三高就不能工作?为什么面对这样的困境了,家中还有车子?种种质疑的声音出现……
我理解大家的质疑,可是在我们还未了解、掌握这个家庭的真正状况之前,请先别当键盘侠或网络评论家来猜测、判断他人。坦白说,若是生活过得去,有谁会愿意把自己的难处剥开,摆在他人的眼皮底下呢?正因为过得实在太无助了,求助者才会硬着头皮把白旗挂上,希望政府、善心人能给予援手。
我们更该正视的是,正当国家面临通货膨胀,经济紧缩的时刻,政府所应采取的政策,是如何为民解困,让人民渡过生活难关。
正如网民在上述新闻底下的回应:与其抱着人道主义的想法,拨出1000万令吉捐给受到以巴冲突摧毁家园的巴勒斯坦人民,不如把这笔钱留下来,通过正确的管道发放给有需要金钱援助的国人身上。
自家都有失火处了,还拿门前水去救远火,引起人民的议论自有它的道理。
(作者为本报高级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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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来,此书讨论的是马来西亚(正在进行式的)民主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场公民运动即净选盟集会——这可说是一个时/世代的共同记忆;二来,纵览近年来马来西亚(华人)政治相关论述中,《街头的共同体》不仅突破族群的论述框架,也带我们一起思考新政治的可能。
去年底,季风带文化出版《街头的共同体:马来西亚净选盟大集会里的国家与族群》一书,不免吸引对政治感兴趣或社会学徒如我的眼球。一来,此书讨论的是马来西亚(正在进行式的)民主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场公民运动即净选盟集会——这可说是一个时/世代的共同记忆;二来,纵览近年来马来西亚(华人)政治相关论述中,《街头的共同体》不仅突破族群的论述框架,也带我们一起思考新政治的可能。
我所指的“新政治的可能”,源自于作者冯垂华在书中一开始的提问:“社会运动如何透过由下而上的公共行动创造新的意见和身分,并以此抵抗官方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论述?它又如何影响了社运参与者的族群关系?”换言之,作者的思考点是把净选盟集会作为一个“社会实验”的场合。因为,在作者的历时性研究与分析中,马来西亚的公共领域早已被殖民时代“分而治之”的治理,分割成以单一族群为首的不同区块,而活跃的大部分也都是各族群的菁英分子。
或许你会说:不会啊,嘛嘛档最能体现跨族群互动的公共空间了!不过,实际上却非如此。根据作者访谈28位受访者的分享中,除了一般日常生活中必要的工作场合、教育场所之外,最有可能的互动却是在非营利组织、公民团体的交流活动中。而且,一般民众要参与交流活动是具有一定门槛的要求。在田野过程中,作者发现嘛嘛档虽然充斥着不同族群的民众,但彼此间几乎没有交集。也就是说,若要打破依循族群边界的社会网络,往往只有是以功能性为主导的交流,比如商业性质的活动。
在这一意义下,社会运动(可能)提供了跨族群交流的契机,让街头上的“我们”可以在工作与学校之外,连结彼此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虽然在作者的研究发现中,各族群之间的互动相当有限,但它推进并奠定了国内公共空间形成的重要基础。同时,“人民”一词的内涵也经由在运动中的不同互动、交流之后,不仅有了有别于以往的新认知——兼具“公民”及“民族”的身分,也让参与者可以带回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将其实践。
作者将上述新意识视为人民在社会结构限制下展现能动性的动力源,由此有机会开创出各族群对国内议题讨论的公共领域。只是,在书中最后的〈补记〉中,作者也指出“白旗运动”和“黑旗斗争运动”的胜利,源自于“去政治化”、“政府失能”以及“民间能动性”。
不禁让人犹疑,人民是否也得是对在既有国家政策下,某种倾斜式的公民权益缄默,我们才有可能被视为是一个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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