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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

(新加坡14日讯)精神科医生洪永元被指没按照条例开药,病人在他开最后一次药的4天后去世,三司裁定他专业失当。 《新明日报》报道,新加坡高庭判词显示,不幸过世的是50岁的郭吉祥。他因失眠、抑郁症、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TSD)以及焦虑等症状,于2010年2月8日找医生洪永元问诊。 洪永元也是狮城前进党的助理秘书长。   洪永元最后一次为死者开药是于2012年7月31日,死者后来于隔月4日过世,死因为混合药物中毒,导致多个器官衰竭外加肺出血。 死者姐姐于2017年4月向新加坡医药理事会提出投诉。 洪永元所面对的控状,包括指他让死者服用苯二氮平类(Benzodiazepines)有安眠成分的药物长达半年,而且洪永元开的米氮平(Mirtazapine)和唑吡坦(Zolpidem)药剂量,比建议的药剂量高。 新加坡纪律审裁庭认为洪永元在治疗过程中,有对死者给予“照顾与关怀”,洪永元也“试图达到医生所需的标准”,因此裁定他专业失当罪名不成立,但判他3项没有提供专业服务罪名成立,吊牌24个月。 洪永元针对罪成向三司提出上诉,新加坡医药理事会也提出上诉,要求三司判洪永元专业失当,吊牌36个月。 三司在审理案件后,于昨天发表书面判词,裁定洪永元3项专业失当控状罪名成立。 三司指出,洪永元知道米氮平与唑吡坦等药物每日的建议药剂量,但他所开出的药剂量却比建议的高,洪永元无法对此决定给予合理解释,也没有显示他在开药前有告知死者有关服用过高药剂量的风险。 三司择日审理洪永元所需面对的处分。 承认所开药剂 已在“致命”边缘 洪永元承认,他所开的药剂,已在“致命”边缘。 米氮平和唑吡坦的每天建议药剂量分别为45毫克和12.5毫克,但洪永元开给死者的药剂量,却是60毫克和25毫克。 洪永元早前在纪律审裁庭承认,每日服用60毫克的米氮平,已在“致命”边缘。 死者过世前服用多种药物,洪永元解释他开过高的药剂量,是为了减少死者服用苯二氮平类。 不过三司表示,他所开的药剂量,好处一定要高于风险,洪永元无法对此决定给予合理解释,并提出证据,因此最后判他专业失当。 死者姐上诉得直 获120万新元赔偿 保险公司原本不理赔,死者姐姐上诉后得直,保险公司需赔偿120万元(新币;约418万9920令吉)。 根据早前报道,死者是老字号薄饼店第二代传人,曾投保两份个人意外保险,但保险公司指死者有意轻生,拒绝赔偿。 他的姐姐和侄儿后来以遗产执行人的身份起诉保险公司,狮城高庭法官原本裁定,死者有意过量服药,死亡并非意外,判定诉方败诉。 不过,审理上诉的大法官持有不同意见,他认为死者没有自杀意图,也为未来做了打算,相信死于意外,判死者姐姐上诉得直,保险公司必须按照保单作出120万元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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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7日讯)热心肠的女子无偿协助载送和陪伴需要精神科治疗的人士到医院,却惊讶发现因为病患数量太多,预约门诊竟要等待半年,令人感到失望! 平面设计师艾德今午2时许在社媒X分享她带一名18岁的少年,到吉隆坡中央医院(HKL)的精神科挂号,但是医生竟告知预约面诊需要等待6个月。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病患太多了,竟然要等上6个月!” 她因此建议有意接受精神科诊治的人士,避免去吉隆坡中央医院。 艾德也表示,她无偿为需要精神科治疗的人士提供载送和陪伴服务,仅限雪隆地区。 “我希望能以这个方式,帮助抑郁的这一代人。” 艾德说,她仅是陪伴该名少年去看医生,未料结果是如此令人失望,她眼睁睁的看着少年的表情,从一脸的希望,变成满脸的沮丧。 “我为他感到难过,因为我们从中午就去医院,跑来跑去就为了完成门诊的预约。” 她因此消极的认为国家的医疗系统正在崩溃,深感无能为力。 无论如何,她决定接着到赛城医院询问,以协助少年获得治疗。 这则贴文吸引不少网民留言,并建议艾德和少年到国大医药中心、布城医院等挂号,或先到地方政府诊所挂号,以顺利预约面诊。 Anyway I open untuk tolong sesiapa yang perlukan teman untuk get psychiatric help. I can pick you up from your location and we can go to KK / hospital together. At no cost. This is how I'm trying to help our depressed generation. Cuma KL dan Selangor jela I boleh. — Edd | Freelance Designer | Digital Nomad (@thegrxyvibe) January 17,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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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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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以后愈发迷信人与人能否相处得来,靠的的确是前世修来的缘分。7号病床的女孩因其叽喳的个性招致同事反感,而我却特别欣赏她的牙尖嘴利。她就像一本通篇疑问句,却又没有附上答案的《十万个为什么》,每每遇到华人医生或护士,就会提出包括疫苗制作过程,病毒如何变种等等让人措手不及的疑问。虽然读了5年医学,如何把艰涩的知识简化成符合她理解能力和知识水平的解释,我也一时毫无头绪。 同事把她跳跃式的思维和对知识如此庞杂的胃口形容为病态的“意念飞跃”(Flight of Idea),成功引起专科医生对她精神健康和智力发展的关注。我们从她的学习进度开始进行推断,最后发现她可能患上阅读障碍,因她无法念完ABC,同时难以分清b和d的区别,于是将她转诊精神科。 大医生离开病房后,我私下和她交流。她和我分享她平时用平板电脑写的说明文、讲稿和短句。虽有语病,但对一个四年级的孩子来说,也算行文流畅,言之有物。于是,我提醒母亲下次到精神科时,记得向医生说明孩子能够书写华文文章的事实。能够认得中文字,也许会减低她被误诊为阅读障碍患者的几率。 我和女孩母亲同样感到好奇,方块字和阅读障碍症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华文字的左右结构,诸多的形似字本该让孩子产生更大混淆,怎么反倒让她更得心应手?因鲜少接触阅读障碍症,我无法替女孩及母亲释疑,只希望精神科会诊时,在场有一个会读华文的医师,甚至是一位华文老师也好,负责评断女孩的阅读能力。我劝慰女孩的母亲无需过于担心,毕竟历史上不少名人都有阅读障碍的病史。听见“名人”二字,女孩立刻从床上跳起来,睁大眼追问我口中的那些“名人”究竟有谁。在她心中,阅读障碍竟成为上天的恩典,仿佛是让她和普通孩子区分开来的超能力。 或许她正窃喜地认为,和文字无缘,她便有借口全然投入她的画家梦。她是第一位和我讨纸笔的病人,说要把瞬逝的创作灵感画到纸上,否则“怕到时会忘记”。颜料和线条才是她的语言,获得一张画纸,她仿若鱼儿重归水中那般逍遥和自在。 巡房时众人一度把她当成智障儿,接连问她有关“失火时第一时间要通知谁”,“可不可以不穿衣服走在街上”等测试判断力的问题。她因听不懂马来文而面露紧张和不知所措的表情。但我十分肯定,她的智商正常,否则也不能和母亲针锋相对,一来一往地斗嘴,气得做母亲的总怨“这是上一辈子欠她的”。 我不怪一开始将她标签为“过动儿”的同事。医疗诊断过程中,往往是她这种仔细的性格,才能发现病人潜藏的问题。然而横跨在治疗团队和她之间的,更多是语言上的鸿沟,在她懂得渡水以前,我们是否愿意屈身俯就,主动用她熟悉的语言去深入了解她的实际情况,再下定论。 后来发现,女孩和许多年轻人一样因为抖音而爱上古风歌曲。我向来不认同那些新古典主义的歌曲作品,却也庆幸女孩这个年龄就有诗有画,于是从家里的旧书堆中淘出一本《唐诗三百首》转赠给她。这本童书只有白话译文而无导读。但我相信岁月会是更好的注释,就像长大以后因为不如意的事而陷落语塞之窘境时,那些苍凉的诗句便会从潜意识的沼泽中轻轻浮现。诗与生活的关系,总是如此自然而然。 女孩仿佛是来教我 时值清明,阳光到了午后便会自动从病房的窗沿和门缝中撤退,充沛的雨声接着由远而近涌入。这是最好替她导读杜牧〈清明〉的时机,向她解释诗词的意在言外、借问酒家何处有的欲言又止、还有为何诗要止于牧童遥指杏花村的情节安排。以她的智力,她定能听出一个所以然。 但是我始终和她保持距离,为的是病房护士的一句“小心她在尝试引诱你”。我未曾预想,那些成熟的大人竟然也会耽于扭曲一段正常的人际关系。这番论调使我想起骨科时遇见的一位老摇滚,因为话题搭调,我们总喜欢互通有无。热络的交流却给他招来“喜欢拍医生马屁”的冷言冷语。自此才懂我已经被架到较有权力的一方,而病人在医院轻易就会成为攀炎附势的弱者。病房莫名其妙成为权力场,处处都是多余的地雷和暗器。 几天后女孩康复出院,7号床留下安静的空白。匆匆来去,仿佛是来教会我,何谓障碍,尤其是人心和人心之间的那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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