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我扮文青的時候,沒聽過知青、憤青、覺青、廢青等各種青年的稱號。我左手拿著英國哲學家、自由主義之父約翰·洛克的《人權與自由》,右手拿著法學家傑里米·邊沁的《論一般法律》。那個時代要當文青沒現在那樣容易呀!
後來讀到約翰·洛克曾主張,窮人有著與生俱來的放縱和懶惰。要消除這缺點,應該把窮人關到工棚裡嚴加管教,用微薄收入強迫勞動和體罰來約束他們。再把他們的孩子關進貧民學校,培訓他們從事正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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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義之父竟然會講這種話,我難以相信。不過,扮文青不可能扮出一個哲學博士學位,約翰·洛克的著作,我又讀了多少?瞭解多少呢?
傑里米·邊沁更強,他說,要對付善變又愚蠢的窮人,任何道德或經濟上的誘導都不會達到目的,強制最有效。他曾建議造500間房屋,每間房屋容納2000個窮人,有專人負責嚴格監視。如果一個人不工作,那他就什麼都不能做,只能吃發黴麵包和無味的水。沒有人會和他說話。只有用這樣的手段,窮人對社會來說才能變寶。
這兩位哲人可能講過這些話,畢竟他們是幾百年前的人。
每個時代,每種社會,都會有窮人。不同時代,不同社會,會以不同的方式去理解貧窮,去對待窮人,去消除貧困。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中,工作倫理、消費主義,塑造了人們對窮人的看法。
這一生人繼續當文青的話,肯定會是窮人一個,我對這種窮人有切身體驗,更有方法阻止,但沒有約翰·洛克和傑里米·邊沁的方式狠毒,畢竟時代不一樣了。
約翰·洛克和傑里米·邊沁活在生產者社會。那是現代社會的第一階段及工業化階段,大概是從1760年開始,到了19世紀初就進入工業化時代了。
生產者社會有一種觀點,就是社會如巨大工廠,健全的人都應該參與工業生產。為了解決工業化所需的勞動力問題,食物鏈頂層的人就推廣一種工作倫理:工作及正義,人活著就應該工作,不工作是一種罪。
如今生產者社會已轉變成消費者社會,於是你才看到文青、知青、憤青、覺青、廢青這種細分類,因為食物鏈頂層為每一青都精心設計了消費誘惑。現在,不工作不是一種罪了,也不是窮,不消費或消費不起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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