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年｜穷人

90年代我扮文青的时候，没听过知青、愤青、觉青、废青等各种青年的称号。我左手拿着英国哲学家、自由主义之父约翰·洛克的《人权与自由》，右手拿着法学家杰里米·边沁的《论一般法律》。那个时代要当文青没现在那样容易呀！

后来读到约翰·洛克曾主张，穷人有着与生俱来的放纵和懒惰。要消除这缺点，应该把穷人关到工棚里严加管教，用微薄收入强迫劳动和体罚来约束他们。再把他们的孩子关进贫民学校，培训他们从事正规工作。

自由主义之父竟然会讲这种话，我难以相信。不过，扮文青不可能扮出一个哲学博士学位，约翰·洛克的著作，我又读了多少？了解多少呢？

杰里米·边沁更强，他说，要对付善变又愚蠢的穷人，任何道德或经济上的诱导都不会达到目的，强制最有效。他曾建议造500间房屋，每间房屋容纳2000个穷人，有专人负责严格监视。如果一个人不工作，那他就什么都不能做，只能吃发霉面包和无味的水。没有人会和他说话。只有用这样的手段，穷人对社会来说才能变宝。

这两位哲人可能讲过这些话，毕竟他们是几百年前的人。

每个时代，每种社会，都会有穷人。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会以不同的方式去理解贫穷，去对待穷人，去消除贫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工作伦理、消费主义，塑造了人们对穷人的看法。

这一生人继续当文青的话，肯定会是穷人一个，我对这种穷人有切身体验，更有方法阻止，但没有约翰·洛克和杰里米·边沁的方式狠毒，毕竟时代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