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多年前喬治市邁入廿一世紀之後逐漸被人們視為死城,如果不是古蹟保留者硬生生的要它成為活生生的古蹟區,它不會獲得世界文化遺產區的地位。
如果說檳州前朝政府有何政績,除了人們肉眼看到的光大摩天樓和工業區工廠林立給人的直觀認同,喬治市入遺絕對是一項輝煌的政跡,入遺是前朝辛苦得來的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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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難守業更難,入遺的一紙批文在今朝才得以實現,在此之前的喬治市已經被形容為死城好幾年了,並且已是半條命,幸而劃定的古蹟區還有大量居民、老行業、社團和社區活動。
可是,城中建築物的租金和屋價自從邁入新世紀之後不斷上升,入遺之後更帶來直線高漲,引來更多新加坡人收購城中老屋,更多居民遷離古蹟區,更多城中老行業消失在歷史長河之中。
比如城中的東盟最古老,曾經執區域中藥業牛耳的仁愛堂的遷離,在各方深感可惜促請當局伸以援手之際,我採訪今朝前首長時卻是聽到這麼一句話:“這是私人生意!”
我採訪仁愛堂新聞時,拍攝了許多它保存下來的老藥店古色古香器材,寫了許多老藥店的事蹟,最後這些私人生意的人、物和事都離開喬治市,只剩下一個老招牌和外殼。這是已死的古蹟,不是活生生的古蹟。
前朝時期我採訪某著名老社團,被告知他們在開發老屋新用途方面受到政府諸多限制,比如賣酒的問題,不過他們不願意這些內容見報。
我也不贊成有民俗文化價值的老屋都變成酒屋,古蹟區不應該一律的像牛幹冬那樣商業化。
我要說的是,政府的介入很多時候會帶來僵化,會帶來俗氣的現代景觀設計,同時會讓古蹟區居民失去自主權,並失去原有的利益。
有一次我採訪世遺機構的發展各姓氏橋座談會,政府官和有識之士言之鑿鑿,可是各報記者的焦點卻是不請自來的各姓氏橋領袖。
試想,人家要掌控他們的家園之前,他們已受到被無視的對待,家園若是被掌控,他們的處境會怎麼樣?
當時,我出於正義感把新聞的重點轉向不請自來向記者發表意見的橋民,希望各報轉移採訪目標的新聞會帶來正面的結果。
目前喬治市再湧現大量遊客,許多遊客成為午夜踩腳車喧譁按車鈴的擾人清夢者,仍留在古蹟區居住的人少得可憐,更可鄰的是他們的生活起居備受干擾,如果這些居民紛紛搬家,古蹟區活生生的成份又減少了。
在此之前一宗車禍引起各方關注古蹟區晚上的交通安全,在這樣背景之下古蹟區居民生活受干擾的新聞應該會受到更大的重視,不再叫他們投訴無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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