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後休息幾天,再次迴歸同一家公司的工作隊伍,只是不再是職員的身分,而是特約記者。
所謂的特約記者,我已當過一次了,就在我約30歲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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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來到一家實行5天制的大報。大報不聘請我和另外一個同是《星檳日報》關閉之後“落難”的記者,只是給我們少許生活津貼,加上新聞刊登才給的微薄攝影津貼和稿酬。
這家報館的資方和工會關係欠佳,我這種廉價工人不受工會歡迎,在開始的半年多日子,採訪主任完全不派我採訪節目,為了賺錢養家,我每一天都在找新聞,絕大部分產出都是新聞特寫。
有一次,中國鄧小平坐輪椅的女兒蒞訪檳城,我拍了一張她參觀蝴蝶公園靜觀蝴蝶停駐自己手掌的照片,幾天之後報館寄來60大元,作為對我這張新聞照的獎勵。
這時報館已經每天派我採訪節目。不過,為了增加收入,我仍繼續自己找新聞。
那時的馬華檳島彭加蘭哥打區州議員駱福漢很勤力服務人民,類似看溝渠的活動太過頻密,我搭上這條新聞線多寫了一些駱福漢活動的新聞,便收到報館質問我為何與一名政治人物關係這麼密切的信。
我很佩服真正大報的風骨,他們不只不應酬權貴,連讀者也不賣賬,一些讀者致電辦公室無理取鬧,會被責問到蓋電話。
以今天華文報業的情況來看,這家報館的大報風範實在很奇葩,而我在大報經歷了美好的報界日子。
有敵對報向我招手,大報不肯聘請我當正式記者,唯有退而其次讓我當正式職員的廣告員,我因而見證了一家華文報的廣告生意,竟然可以好到有不接受廣告的日子。
檳城辦事處的佈告欄若是掛上今天版齊不再接受廣告的通告,我就不必呈交新的次日刊登廣告。
那時不緊急的新聞圖文和廣告稿都是以報車寄送吉隆坡總社,如果傍晚6時書記下班時間到了廣告稿還來不及交,書記不會等你的稿直接下班,你的廣告稿須要辦事處的蓋印才受總社承認,沒有書記蓋印,你找經理也沒有用。
書記和經理都很奇葩!記者也很奇葩!
在我當特約記者期間,報館進行工作效率調內部調查的結果,是每個正式記者平均每天的寫新聞生產力不到400字。
經理沒有放過打擊職工會的機會,他在採訪部對著某記者說,如果你是靠以稿計酬吃飯的周某某,你會餓死!
經理配合報館的改革政策,要記者輪流一個星期不必寫例常採訪節目新聞,只須上交“最少篇幅”的特寫新聞就可以了,結果有人完全交不出稿。
我的那些正式記者同事能力都比我強很多,由於工會與資方矛盾太深,他們不會為改革出大力。最後的結局是這家高風範的報館由天堂跌到谷底。
而我離開了這家大報,卻在往後的30年陪伴《星洲日報》成長為馬來西亞華文報第一大報直至榮休。
讀到公共服務局成立特別工作隊研究落實政府部門一週4天工作制的新聞,我才寫這篇文章。
當年這家領先落實5天制良好福利的報館,最後的下場是資方與勞方都一起付出不講究工作效率的代價。
不管是一家公司還是一個國家,在走下坡的時候不真正的解決生產力問題,還在做更美好享受的夢,後果堪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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