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后休息几天,再次回归同一家公司的工作队伍,只是不再是职员的身分,而是特约记者。
所谓的特约记者,我已当过一次了,就在我约30岁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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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来到一家实行5天制的大报。大报不聘请我和另外一个同是《星槟日报》关闭之后“落难”的记者,只是给我们少许生活津贴,加上新闻刊登才给的微薄摄影津贴和稿酬。
这家报馆的资方和工会关系欠佳,我这种廉价工人不受工会欢迎,在开始的半年多日子,采访主任完全不派我采访节目,为了赚钱养家,我每一天都在找新闻,绝大部分产出都是新闻特写。
有一次,中国邓小平坐轮椅的女儿莅访槟城,我拍了一张她参观蝴蝶公园静观蝴蝶停驻自己手掌的照片,几天之后报馆寄来60大元,作为对我这张新闻照的奖励。
这时报馆已经每天派我采访节目。不过,为了增加收入,我仍继续自己找新闻。
那时的马华槟岛彭加兰哥打区州议员骆福汉很勤力服务人民,类似看沟渠的活动太过频密,我搭上这条新闻线多写了一些骆福汉活动的新闻,便收到报馆质问我为何与一名政治人物关系这么密切的信。
我很佩服真正大报的风骨,他们不只不应酬权贵,连读者也不卖账,一些读者致电办公室无理取闹,会被责问到盖电话。
以今天华文报业的情况来看,这家报馆的大报风范实在很奇葩,而我在大报经历了美好的报界日子。
有敌对报向我招手,大报不肯聘请我当正式记者,唯有退而其次让我当正式职员的广告员,我因而见证了一家华文报的广告生意,竟然可以好到有不接受广告的日子。
槟城办事处的布告栏若是挂上今天版齐不再接受广告的通告,我就不必呈交新的次日刊登广告。
那时不紧急的新闻图文和广告稿都是以报车寄送吉隆坡总社,如果傍晚6时书记下班时间到了广告稿还来不及交,书记不会等你的稿直接下班,你的广告稿须要办事处的盖印才受总社承认,没有书记盖印,你找经理也没有用。
书记和经理都很奇葩!记者也很奇葩!
在我当特约记者期间,报馆进行工作效率调内部调查的结果,是每个正式记者平均每天的写新闻生产力不到400字。
经理没有放过打击职工会的机会,他在采访部对着某记者说,如果你是靠以稿计酬吃饭的周某某,你会饿死!
经理配合报馆的改革政策,要记者轮流一个星期不必写例常采访节目新闻,只须上交“最少篇幅”的特写新闻就可以了,结果有人完全交不出稿。
我的那些正式记者同事能力都比我强很多,由于工会与资方矛盾太深,他们不会为改革出大力。最后的结局是这家高风范的报馆由天堂跌到谷底。
而我离开了这家大报,却在往后的30年陪伴《星洲日报》成长为马来西亚华文报第一大报直至荣休。
读到公共服务局成立特别工作队研究落实政府部门一周4天工作制的新闻,我才写这篇文章。
当年这家领先落实5天制良好福利的报馆,最后的下场是资方与劳方都一起付出不讲究工作效率的代价。
不管是一家公司还是一个国家,在走下坡的时候不真正的解决生产力问题,还在做更美好享受的梦,后果堪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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