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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

生活在家庭与学校保护下,青少年会有压力吗?也许在成人眼中,他们是最幸福的一群,不必为生活奔波劳碌。然而,根据皇家警察的统计,在2019到2021年间,15到18岁的青少年自杀人数占全马自杀总人数的一半,达到惊人的51%。这惊人的数据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 马来西亚生命线协会理事,同时也是该协会资深讲师兼辅导组组长陈碧君硕士透露:“处在青春期的中学生非常渴望与他人交往,并希望身边的每个人都能接受他。然而,随着年龄的成长,他们心中逐渐有了不想让他人知道的秘密。在遇到事情时,他们可能不知道应该找谁述说,只能把秘密埋在心底。时间长了,这些压抑在内心深处的秘密会影响他们的情绪。” 生命线协会讲师兼辅导义工黄玉玲硕士则以自我概念(self concept)说明青少年所面对的困境。“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有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建立自我概念。自我概念分为‘4个我’,分别是生理我、情绪我、社会我与智慧我。 “生理我是指青少年怎么看待他在身体上的改变,如觉得别人长得帅,自己长得丑时,可能会滋生容貌焦虑。情绪我是指青少年如何面对生活上的困境,遇到理想与现实不符的情况时怎么去舒缓自己的情绪。社会我是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与社会的互动,处于这階段的青少年很在意别人的评价以及自己的表现,如果自己的表现达不到预期时就会有情绪(情绪我)。智慧我则与青少年的个人能力有关,比如青少年的长处、技能、兴趣等,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长处,就会觉得自己有价值。”这“4个我”代表的是青少年自我概念的方方面面,如果这4个我的其中之一出现状况而没有及时疏导,可能会导致青少年的心理问题。 青少年辅导青少年可行吗? 青少年正处于人生的摸索阶段,这时的他们会有很多理想,当这些理想与现实有所冲突时,也会导致青少年内在的冲突。从数据上来看,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已到了严重阶段,为此,马来西亚生命线协会自2021年起推出“关爱少年愁”系列活动,旨在帮助青少年面对成长阶段的心理问题。在这个活动过程中,他们发现有一群人很重要,那就是同为中学生的同侪。 生命线协会执行长兼资深讲师谢成硕士透露:“当青少年遇到问题时。他们不会第一时间找父母或老师谈。很多时候,他们会找他们的朋友、闺蜜诉苦,大人反而是最后一个知道孩子面对问题的人。”正因如此,生命线协会推出“95少年特使”培训计划,希望中学生在遇到面对困扰的同伴时,能够知道如何去回应与协助。 黄玉玲补充道:“没有受过训练的青少年在面对同侪的倾诉时,往往不知道怎么去接住对方的情绪,给予适当的回应。假设一个没有受过训练的青少年在遇到难过的朋友时,他的第一反应可能会是‘你为什么哭?’但如果一个青少年学习过回应的技巧,他就可以带着好奇询问‘你看起来很伤心,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慢慢说’,这样就能透露出愿意聆听的声音,也能让对方更愿意吐露心声。” 此外,如果一个青少年遇到朋友向他透露自残或自杀的想法时,难免会感到害怕,进而逃避继续谈这个问题。然而,对萌生自杀想法的人而言,我们越不愿去谈,他越容易感觉孤独。谢成透露:“通常我们与萌生自杀或自残想法的人深入沟通后,会发现陪伴的过程不是想像中的可怕,只要我们具备相关的认知,其实陪伴的方式和往常一样。这个时候,只要有一个人聆听、陪伴他,让他知道他并不孤单,感受到被理解和与人连结的感受后,可能他的自杀意愿就会降低。所以,我们在培训的过程中会通过演练,告诉青少年面对有自杀想法的朋友时虽然会压力,但不必过于害怕,只要像平常一样陪伴他,聆听他的烦恼,之后再鼓励他与辅导老师谈一谈,寻求大人们的协助。” 95少年特使扮演陪伴者角色 也许有人会问,少年特使同样是中学生,他们有能力辅导朋友吗?如果以狭义的辅导定义来看,真正的辅导应该由受过专业培训,系统学习过心理学理论的辅导员,在注意安全与隐私的环境(辅导室)中进行。在马来西亚,只有完成辅导学士或硕士课程,并向马来西亚辅导协会(Lembaga Kaunselor Malaysia)注册的辅导员才能进行辅导。显然,仅受过短期培训的少年特使不具备为他人进行辅导的条件。 然而谢成认为,少年特使虽不具备辅导资格,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他们与学校的辅导老师不同。学校辅导老师是经过专业培训,有足够的理论背景作支撑,能够陪伴学生深入地探讨他们所遇到的问题。我们的95少年特使虽不能做到这一点,但他们却扮演着陪伴者的角色。因为不是每个青少年都有见辅导老师的勇气,而我们受过训练的95少年特使可以运用他们所学到的知识,在朋友遇到问题的时候先接住他们的情绪,需要的时候再鼓励与陪伴他们寻求辅导老师的帮助。” 同时也是独中心理辅导老师的黄玉玲进一步补充道:“学校的辅导老师其实处于被动的状况,因为学生人数众多的关系,我们很难及时发现遇到问题需要帮助的学生,只能等学生被教师推荐,或是主动前来寻求帮助。因此,如果他的朋友在发现他面对问题时能够及时陪伴他,鼓励他们前来接受辅导,就能减少青少年走上绝路的几率。” 学会自助,方能助人 少年特使在同侪中扮演着“陪伴者”的重要角色,培训的第一部分就是教他们如何“自助”。 谢成透露:“少年特使的培训时长是30个小时,横跨1至2个月,每次培训时数大约4至5个小时。这30个小时中,我们会教导他们‘自助’和‘助人’2个方面的内容。在‘自助’的部分,我们会透过活动让青少年自我观照,让他们看见自己当下的心理状况,以及当下的情绪与压力源自哪个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带领员会引导他们发现自己的盲点,解决他们所面对的情绪问题,这样他们才能拥有接住他人情绪的能力。” 当他们的情绪得到舒缓后,青少年会学习一些简单的辅导技巧,包括开放式的问题、如何肯定和赞美他人、正确运用同理心以及面对朋友的诉苦时如何整理和反应。 简单来说,少年特使要做的事情就是“一问二应三转介”,即询问求助者所遇到的问题,给予适当的回应,让求助者不再孤单,如遇到无法处理的情况则转介给学校的辅导老师。这样的培训能在无形中增加青少年对心理问题的敏感度,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发现自己或他人所面对的心理问题,并及时寻求帮助。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培训前与培训后对参与者所做的心理韧性评估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的结果显示,受训后的学员的心理韧性分数从36.03提高到43.37,显示我们的培训对提高青少年的心理韧性有很大的帮助。”谢成进一步说道,为了让家庭不富裕的孩子也能参加课程,在报名时征收的RM300报名费,也将在课程结束后退回给出席率达75%的参与者。“因此,我们也需要外界的赞助,让我们能够举办更多场培训,让更多青少年拥有足够的知识帮助遇到困境的朋友。” “95少年特使”的“95”寓意“救我”,希望人人都有自救和求救的能力与意识。这也是生命线协会最重要的核心精神所在。 辅导热线 : 03-4265 7995 每周一至周五 9.30am-10.30pm 每周六 2.30pm-5.30pm 小夜班专线 : 011-5779 5803 / 011-5779 5813 每周五及周六 10.30pm-1.30am   相关报道: 【动力青年/《学海》少年】推广文学教育 亟需各方联手 ——“中学老师的文学课堂” 华文老师文学教学研讨和演绎观摩会 【《学海》少年/从心得力】奇怪,人不累,心很累 【动力青年/《学海》少年】华校子弟为校募款,应该不应该?
3天前
1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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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百物上涨的期间,握着手中的5令吉,正想着在经济饭的摊位可以选哪几样菜肴时,不经意想起生活中的一页。 2019年大学实习结束后回到家乡,原以为可以在家乡找一份工作后,开启工作生涯的全新篇章。岂料,疫情的来袭把一切计划都打乱,因此居家工作的那段日子,身体似乎也在微微抗议。 在那段时常闷在家里的日子,血氧仪成为囊中物。而我,就在那时候发现自己的心跳频率和家人有着巨大的区别。我的心跳频率往往高过正常的血氧指数,超过100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我也不清楚心脏日日这样剧烈地跳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偶然想起大学时期在大学诊所看病,一位马来女医师细心地发现我的颈项有点肿胀,于是替我抽血、验血。报告出炉后,证实是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subclinical hyperthyroidism),因不算严重,也没再进行后续检查。就这样,我担心是大学老毛病复发,甚至变得更严重,便决定到离家15分钟路程外的Klink Kesihatan求诊。 当时疫情严峻,需要先在应用程式预约看病时间。抵达诊所后,接待处人员询问病情。当他听见jantung berdebar pantas的时候,脸上有丝错愕,并让我缴付1令吉的费用,还给了一张专属的看诊卡片。接着,我上楼等待医生。测完体重身高以及血压,医生耐心地询问各项症状,再给了我抽血以及复诊的日期。 空腹抽血的早晨,医疗人员娴熟地寻找血管,插针,抽出血。抽血完全免费,抽完后直接回家即可。复诊那一天,另一位医生分析验血报告,表示和甲状腺疾病无关,于是安排我照心电图。同一日,我就照了心电图再找医生。医生看了看心电图,表示或许和心理疾病有关,就在病历上写着mild anxiety,建议我到另一个部门改善心率。后来不定期的周五,我便到unit bimbingan dan kaunseling kerjaya报到。那一次,依旧仅缴付1令吉。 重拾对生活的美好 后来到辅导处报到的日子,一共是3次,3次共缴付3令吉。辅导员都会教我如何呼吸,若是呼吸太浅,也会造成心脏须跳动得更快,如同接到了神圣的任务,激动不已。除了调整呼吸,辅导员也试图为我找出焦虑的源头,并建议我睡前聆听轻音乐,让身体放松,平复心跳。 除了辅导及建议,辅导员也让我重拾彩色笔,为图案上色。当时的我,睁开眼就是预备教材、批改功课、预备幻灯片,甚至做梦也想着还未批改的作业,种种压力如同石头迎面砸向我。上色时,除了重拾专注力,还可以抛开杂念,沉淀心情。到了第3次,辅导员准许我discharge,并一再提醒我注意事项。 过了好久好久,我的心脏终于不再像个好动的孩子,而能放缓脚步慢慢欣赏沿途的风景。那已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情,不过我始终忘不了整个过程我仅缴付了5令吉。手中的5令吉,好像也只够选择眼前的荷包蛋、羊角豆还有鸡丁,还有白饭。 这些5次的1令吉,不断提醒我这个国家虽有许多不足之处,但在公共医疗这方面,却是这5令吉让我重拾对生活的美好,以及五彩缤纷……
3月前
3月前
4月前
犹记得刚上小一的时候,我经历了无数次的认知震荡,知识性的包括地板应该要叫“地上”,而不是“地下”,是老“虎”不是老“斧”。 这些知识性的让我发现自己不会的好多,好,我就一个一个吸收,渐渐地变厉害了,没事。 认知上、情绪上的冲击就不简单了,比如:班长向班主任投诉说我很爱生气,老师说:“XX,你不应该这么小气。”原来我很小气啊,想着想着觉得自己真是不如其他温柔的同学识大体、受欢迎,也就开始压抑自己情绪,特别是怒气。 好像别人做了令自己生气的事情,自己不生气就很值得嘉奖。一个7岁的小孩,没有生气的权力?或者说,这个社会,不允许人生气,生气的人,就是脾气坏、难相处——不好。 32年过去了,我依然很容易生气,很容易小题大做,但是为了工作、社交还是得减少自己发火,于是,我自创了一套机制,尽量预想最坏的结果,但也因此开始很焦虑,仿佛每天都带着一大串待办事项,战战兢兢地度过每一分一秒,生怕一不小心就得罪人。明明在别人眼里是很小的事,但是到了我这里,就仿佛天塌下来似的。因此,我常常都是一边压抑着怒气,一边焦虑。 半年前的一天早上,我养的一只毛毛虫没有办法顺利化蝶,同时,在休假中的我收到了客户的询问短信,我被最后一根稻草压倒了,我气自己没有好好照顾好我的毛毛虫,也没有勇气去不理客户在假期还捎来的信息,我难过、气愤、不甘心(不甘心自己没有底气去不理客户)地哭了!我意识到自己真的需要外力的帮助,可以不可以,让我也可以像别人一样,轻松地面对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呢? 于是,我自己去找了辅导员,接受辅导。 辅导员认真地倾听我的感受、纠结,通过提问确认、仔细地梳理我的思绪。在第一次的面谈中,辅导员让我认识到我对于自己的期许(expectation)非常高,而且我对别人也是如此,当事实不如预期,我会很不开心,身边的人也因此常常被波及,导致人际关系受影响。 同理心让我感受到爱 辅导员接着让我给自己的工作态度打分,比如:最低1分最高10分,我会给自己几分。然后,她点出了我的盲点。“你有没有想过,你的6分或者7分可能就是别人的10分?”这时,我不禁想起一位天天聊天又笑个不停的同事,也许她的10分就是我的6分吧?我意识到,我现在不喜欢工作,也许就是我的自我要求太高,而我拼了命地鞭策自己去达到各种高要求的过程很辛苦,而达不到的时候又气自己,但新的工作接踵而来令我焦虑,心理影响生理上的疲累,疲累又导致情绪不稳定,我因此陷入了负面情绪的恶性循环而难以挣脱。 辅导员的共情能力强,会在我道出自己的挣扎时适时地同理我,说“这很不容易”、“辛苦你了”,让我更愿意分享,因此我又与她见了另一次面,第二次会谈虽不及第一次获益多,但我的情绪也开始平静许多,因为我降低了对自己和对别人的期许,比如:给别人更长的时间回复自己,允许别人犯错、以解决当下的问题为前提等。 在开始接受辅导后,我也去接触心理学的资源,特别是与情绪相关的,其中有不少与李崇建老师的萨提尔对话模式有关。李老师常常说的冰山理论让我认识到,我的情绪不是表面上看到的那么简单,它们(有好几种)源自于我“水下的冰山”——渴望、期待、观点和感受等的冲突,而且过去未被疏导的情绪累积下来又会在类似事件发生时带来余震,影响到现在的冰山的各个层面,因此才有各种困扰。 虽然我的辅导员并未运用萨提尔的对话辅导我,但她为我开启了一扇大门,她的专注与倾听让我放下了背负已久的累赘,她的同理心让我感受到爱与体谅,她的提问与引导让我意识到症结所在,最重要的是,她给了我希望,她让我知道我有力量去改变我的想法、情绪,我真的很感激她,但,我也要肯定自己那踏出第一步——接受辅导的勇气!
4月前
“Tarik nafas,hembus……” “Tarik nafas,hembus……” 这阵子,每当感觉心脏扑通扑通地狂跳时,便会想起行动管制令期间,当护理师拉起窗帘后,说着的这番话,试图深呼吸,定格,再呼出。只有这样,心脏才会听住使唤,不那么兴奋。也想起在医院5楼的辅导室,一些老人家做着物理治疗,我则用着颜色笔为一幅画涂上任何自己喜欢的颜色。政府医院提供的颜色笔是我没看过的牌子,涂出来的颜色也不是特别鲜艳,不过握着那短短的颜色笔,渐渐安抚我那颗不安的小心脏。 我也忘了什么时候起,小小的心脏会蹦跳得那么急促,只觉得颈项肿胀,缺氧而造成浑身不舒服。归根究底,有可能就是内心焦虑,对未知的不安。今年,我最想放下的事,是和焦虑说再见。 “今日事,今日毕”,这句从小听到大的话语,小学时期贴在学校墙壁上的名言,似乎笼罩着我的日常,生怕今日之事还没完成,明日会有一箩一箩的事情需要处理,to-do-list那里永远有数不清的事项,甚至在梦境也担心工作赶不上提交日期。 唉,工作又怎能和小时候的课业一样,能一日里完成?只能多提醒自己,跟随自己的脚步一步一脚印踏实地往前走,身体才不会抗议。 长期依赖公共交通的我,出门前便会开始呼吸加速,担心错过公共交通工具、或是临时发生突发情况,又或是需要人贴人,在有限的空间里争夺新鲜的氧气。想到这里,戴上口罩后,已经开始因缺氧而在打哈欠了。 长期处在这种心境,不仅造成心理负担,也会压垮身体,就像护理师两年前结束疗程后所提醒我的忠言。不过,这两年来,我还是和焦虑断绝不了关系。某个午后,偶然在浏览影片时,点击了圣严法师的影片,“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如同当头棒喝,提醒我与焦虑的相处之道。无论是应付工作或是公共交通工具的议题,不得不面对它、接受它(包括一切意料之外的情形)、处理它(逐件完成)、放下它(放下无谓的杂念)。窗外顿时吹拂过来的微风似乎回应着我的心声。 是时候逐渐放下焦虑了,我才不想当一只热锅上的蚂蚁……
6月前
7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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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29日讯)每个星期到监狱当义工辅导囚犯,名嘴黄毓玲说:我的包容度变得更大! 对于辅导囚犯,黄毓玲受访时告诉《新明日报》,她的内心充满一股使命感:“以前只是一星期一天,现在增加至两天,如果有需要,我也愿意多去,走进他们的人生故事,引出他们内心的力量……” 报章早前报道资深男星陈澍城时隔20年后再接主持棒,勾起观众回忆杀,就有观众问起,当年主持《金童玉女一线牵》的黄毓玲,会否也有一天会回归主持界? 得悉观众至今记得她,她内心非常感动,但自问已找不出复出的好理由。 黄毓玲离开演艺圈至今23年,尽管这十几年来不断有人邀她主持大型综艺节目或出席颁奖典礼,但都被她婉拒了。 “早已离开(演艺圈)跑道,没再把心思摆在主持工作上。其次,我生活很忙碌,时间不够用。再说,我也觉得自己老了,体力已不如当年。” 现阶段的黄毓玲,除了以资深辅导员与心理治疗师身份开展婚前预备课程、婚姻辅助课程与离婚援助课程之外,每周都到监狱当义工辅导囚犯,当中不乏刑期很长的重型犯人。 “曾有囚犯开玩笑说,以前曾经看过我主持的电视节目,现在看到的是真人,只是很不幸,真人是在监狱里看到。” 数据显示,新加坡2019年释囚的2年重犯率为20%,2015年释囚的5年重犯率为41.7%。 黄毓玲因此认为,辅导者必须更深入了解囚犯的问题,开启他们内心的一股力量,让这些出狱之后的“更生人”能重新投入社会、融入社会。 她深知有些释囚会对自己失去信心、会彷徨也会沮丧,唯有内心力量够强大,再出来面对社会,才能重新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 “有些囚犯刑期长,出狱时可能没了双亲、朋友,更没了工作,无家可归,所以他们怎么看待自己最重要,如果心态不改变,很容易陷入焦虑症,甚至出现抑郁症状。” 尝试了解囚犯心理的同时,黄毓玲也开启了她自己的心,“我的包容度也变得更大。” 尽管无暇再接主持棒,不过,她没把话说死:“如果是公益节目,对社会有影响力、能为观众带来反思,又或是召集当年的主持现身有纪念意义的节目,我还是会考虑的。” 另一方面,黄毓玲向记者透露:“其实我一直都有恐高症,出国游山玩水,有吊桥的地方我都没办法克服,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可能小时候多次从高处坠下,内心有了阴影,直到4月初到槟城,知道有一座高达232米的光大大厦(Komtar Tower)摩天楼,65层楼高的天空步道,能让游客体验到高空行走……” 她当时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这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如果不面对内心的恐惧,是很难踏出那一步的。” 当时她先让自己在室内走着,从视频中可看到,她每踏出一步都显得小心翼翼。 “室内行走时,脚下见到的是透明玻璃反射的高空景观,明知道不会坍塌仍很害怕,害怕忽然摔死,认知与情感无法一致,甚至产生恐慌,所以必须先学习调整心态……” 勇敢跨出第一步后,她才去挑战户外的空中步道,间中不曾犹豫,问她走了多久?她笑说:“很快啊,来回不到5分钟,后来还坐在那里鸟瞰整个槟城,享受夕阳余晖,那天还有毛毛细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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