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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

3星期前
有棵树生长在妈妈肚子里,妈妈说自我俩生下来后,她就没享过福。那棵树在妈妈的肚子里长大,撑大她的肚皮。后来,它逃走了,妈妈松垮垮的皮肤像装满水的袋子。二房的衣柜,妈妈的衣服最小从L尺码起跳。因衣料多的缘故,商家定价也高出几个钱。她在逛夜市时,总嫌它们太贵,再小一点少一点钱,或许她买得下手。妈或许不是因价钱太贵而不买,或许她想买的只是过去的理想身材。 “都怪你们,衣服都穿不下了。” 我记得妈惧怕别人知道,她穿什么尺码的衣服。喜酒的当晚,她身上穿着24格塑身马甲。马甲是婚前买的,她依旧留着。妈妈只扣不到一半,却嚷着要我帮她穿上。 “真的不行,扣最外面的也不行?” 真的不行,我说。我不记得妈最后有没有穿着马甲,只知道,她眼底写满肚肉的厌恶。我不确定这种厌恶源自于那棵树,还是没有人给她买一件称身的马甲。 “生你们干嘛,什么也穿不了。”话里话外,妈的抱怨都指向无形的牺牲。没有人说明,为什么生孩子的女性要承受变丑的风险。准确来说,除了她们,没有多少人会问这问题。她松弛的肚皮是后遗症证明。这不是基因导致,而是可以用现象牵绊来解释。具体的说,好像也没有人问过,肚子里面的孩子到底要不要出生? 妈妈的精准省钱法 没有人问过,一棵树为什么要长叶子?撇除科学论证的光合作用,再来是叶绿素供给,好像就只有科学。如果用它概括每一片树叶活着的意义,它们的存在都有固定程式——活着就是科学的证明。 我从堆叠的玩具中找到近似于树叶的现象。妈妈总是喜欢买高仿的乐高玩具。也可能家里太穷,买不起正版。乐高不是我的喜爱,只是弟弟爱不释手的玩具。玩具箱里还有别的,比如遥控跑车、出击枪、电动陀螺……放眼望去,都是深沉的蓝色。我只能承认,我依旧带着性别的刻板印象。也或许,就是那时候养成的,蓝色属于弟弟的性别,粉色属于我。只可惜,儿时我很少见到粉色,但这种说法是主观现象。人的视线范围只能集中在正眼方向,或许粉色出现过,只是我无意间忽略它们的存在。 反正它们曾经出现过就是了。这样,我就有理由证明自己存在过,或得知有人记得我。妈妈眼里的我和弟弟是蓝色的同体。玩具箱里大半部分的蓝色就足以佐证。我说,蓝色也挺漂亮,像大海的颜色。我至今也喜欢蓝色,只是不确定是不是它出现太多次的缘故。总之,妈妈的省钱法还蛮精准。一男一女,只要买一份玩具,就够两个人轮流玩。我或许也分不清,蓝究竟是我最初喜欢的颜色,还是被塑造出来的假象。 反正在妈妈的眼里,我俩就像毫无差别的树叶。妈妈如果真要实行“有差别的养”,我们家或许还要再吃几年西北风。妈妈的理智容不下多余的欲望。物质在妈妈的手里就是一道数学题。姐姐留下的还能用,妹妹就继续;可弟弟只有一个,何况没有一件像样的物品适合弟弟。每次过年、开学,弟弟的东西都是崭新的,有时我还以为他才是妈妈的孩子。“你的出生不合时宜”,这是我姐对我说的。如果你再比弟弟慢一分钟,你就是最受宠的孩子。除非,你是男孩子,否则这命水的偏差无法改变。 一棵树,只有最高的叶子能获得最多阳光。树犹如此,妈妈种下的树渐渐长大。我曾经目睹这棵树的样子,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幼稚园的第一节美术课,老师说要在纸上画一棵大树。回家的时候,我在纸上画了一棵像云朵的树,树的身体是小小的,弯弯的样子,像一个顶着大脑袋的孩子。我妈也在画画。她画了一棵大树,树叶一片片叠加在枝头,树干壮硕,身体画满细腻的木纹。那是妈妈给弟弟画的大树。 绿色的树叶散发母性的味道,我不曾想过妈妈是如何让我俩同日诞生的。匆匆的我挤出来,再熬过10分钟的痛,长出翠绿的新叶。大树最爱碧绿孩子,让它在最靠近天空的上方,享受日光的照耀。妈妈总是告诉弟弟,树要涂满绿色,不要留白。弟弟彩的树,永远都比我年轻,不会枯萎。它不曾在隐蔽之下生长。 只有得不到阳光的叶子会褪色。我爸这时又会站出来,给我补上。某天,我爸出海回来,给我带回一个塑胶芭比模型。模型只有一个掌心大小,不能变装,也不能移动手臂,摆出一副定形的姿势。洗干净后,小芭比变成我最喜欢的玩具。 在玩具箱里,它是唯一像小女生的玩具。也许因为芭比,我才不至于杀死内在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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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共和联邦战争墓园委员会(Commonwealth War Graves Commission)设立及管理的纳闽二战纪念墓园,在1953年由时任北婆罗州总督Ralph Hone中将(退役后受封爵士)开幕。 纳闽二战纪念墓园原是为了纪念1942年至1945年二战期间在婆罗洲(现马来西亚沙巴及砂拉越)及菲律宾战俘营被杀害,及1945年收复战役中牺牲的澳洲空军、步兵以及印度士兵,再后来将北婆罗洲、汶莱、古晋战俘营,及恶名昭彰的山打根战俘营被害的士兵一并在此立碑纪念。 墓园主院为柱廊建筑,入口有一道铁门,进入园区后可见每根柱子都有铜制牌匾,上头刻满阵亡士兵的名字及隶属的部队番号。根据共和联邦战争墓园委员会网页资料,墓园里一共埋葬了2294名共和联邦士兵。我在维基百科查知,当中埋葬了战死后获追封英国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澳洲士兵Jack Mackey和Tom Derrick,但墓碑实在太多,且缺少指引,我未能在园中找到他们的墓碑。 园区内设有两座纪念碑,一座为西方十字架设计,上方挂有欧洲中世纪武士剑,用以纪念澳洲士兵;另一座为印度军纪念碑,上方刻有战死的印度士兵名字及牺牲的日期,以及隶属的部队番号。 每年年底,到来悼念的士兵亲友与后裔都会在柱子的牌匾上插满代表国殇的罂粟花(虞美人花)。我无意间在其中一根柱子上,看到一片隶属澳洲第二帝国军队的电机与机械工程军团牺牲士兵的牌匾。(注:澳洲第二帝国军团是澳洲政府因应二战而成立的军团,成立于1939年,1947年解散。Jack Mackey及Tom Derrick就隶属这个军团) 铜制牌匾上每一位有名字的士兵,墓园里都能找到他们的墓碑,墓碑除了刻有他们战死的日期及遇难年龄,还配上一段家属的悼词,每个墓碑的悼词都不一样。至于无名士兵墓碑,则一律写上“1939-1945年战役的一位士兵”,并且配上自一战起,由英国诗人Rudyard Kipling为战死的无名士兵墓碑刻下摘自圣经的一句话:“Known Unto GOD”。 我到过许多战争纪念园,像是首尔韩战纪念馆、沙巴昆达山的山达根行军纪念园区,都曾在那留下访客签名。这次到来这里,也想留下签名,在园区中找了一下,在一角落发现了签名箱,却找不到签名簿。打开箱子一看,原来是签名簿屡遭失窃破坏,改为线上登录。 离开前,我站在远处张望。放眼望去,只见园区里满满的墓碑,整齐地排列着,脑海不禁想起北宋诗人范仲淹〈渔家傲·秋思〉里的最后那句:“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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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每个人都做过“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将就”、“妥协”、“牺牲”对一些人来说是迫不得已的事,久而久之也就变得轻而易举,但对好些人而言却形成内心的挣扎,沉重的负担。我们往往会因为顾及他人感受,维护和谐关系、追求平和生活,避免冲突,忍辱负重而选择委曲求全,没有直面问题。当然也基于现实、阶级、经济等层面的考量,不得不隐忍退让。然而,这样的将就、妥协与牺牲,往往会演变成对现状的不满,对生活的抱怨。 中国文学家巴金曾说道:“那些总是与自己的现实处境讲和的人,他的灵魂也不会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先前提到所谓的“直面问题”并非让你争权夺利或以暴力等手段争取应对,而是在不委屈自己、不害怕得罪他人的情况下,勇于表达自己,即使最后还是无可避免地必须“将就”也没关系,至少在这个过程中,对得起原则与立场坚定的自己,没准这一次的“反击”得以避免下一次的“将就”呢? 在我的认知里,将就、妥协与牺牲,有层次上的分别,将就是这件事情对我影响不大,可以勉强凑合;妥协是事情会对我造成影响,但基于一些原因我“愿意”退让;牺牲嘛,字面上的意思已是舍弃自己,失去自我,我自认做不到。是完全无法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吗?非也,一切取决于思维与定义。一些事情或许看在别人眼里是一种牺牲,但只要转变意念、反转思路或抱持开放态度看待事情,过程中若没有感觉半点委屈,那何来牺牲? 还有一种“将就”,就是“没有将就这回事”。最近无独有偶的,在机缘巧合下接触了好几类人格测评系统,包括历久不衰的迈尔斯-布里格斯性格分类法(简称MBTI);结合人格心理学、人类行为学、动物行为学等,精选五种动物精准比对不同人格特质属性的普罗加斯系统,以及强调深层意图驱使行为的神经语言九型人格。这些心理测评系统教会我最宝贵的一件事,不是我属于什么人格,而是理解他人的性格类型。 近期,我的直属上司离职了,取而代之的是来自其他部门的临时主管,两人的行事作风截然不同,前者雷厉风行,不拘小节快狠准;后者慢条斯理,打破砂锅问到底,起初我无所适从,然而认识这些人格测评系统后,我对他人的人格与特征有了基本的理解,原来新主管的决策需要大量资讯与细节的支持,还需要时间消化与分析,属于稳中求进的类型。自此我就知道如何“应对”新主管了,在理解和包容的前提下,我无需将就,双方也能取得良好配合。 不将就根本不现实 旅游,也不是将就的事,选对旅伴对旅行至关重要。每个人对旅游的期待各有不同,如果无法理解彼此对旅程的计划与想法,那后果可不堪设想,轻则影响旅游的兴致与体验感,重则或许连朋友都做不成。只要不是一个人出走,旅途难免需要相互将就,至于程度如何,因人而异。一味的迎合旅伴的需求,只会让自己疲惫不堪,若是道不同,则不相为谋,否则争取弹性空间,暂时脱队享受一个人的自由自在。曾与错的旅伴出游的我,如今会慎选对的人,至少在讲究且不委屈自己的情况下“将就”。 于我而言,生活最好的状态不是“不将就”,而是没有需要迁就的事情。或许有人会说,生活总有很多不得已的时刻,不将就根本不现实。然而,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不得已,其实是自己设定的框架。当我们拥有足够的了解和自信,并能更好地调适自己的角度观点,找到合适舒服的应对方式时,“将就”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将就,不一定是软弱,也是一种能耐;不将就,也并非固执,而是一种态度;当你能够在“将就”与“不将就”之间游刃有余,活得轻松自在、洒脱愉快,那就是一种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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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还在上班呢?没请假过年吗?还是没庆祝农历新年?”同事们都有着同一个疑问,那就是为什么我在农历年二十九还在公干呢?我听了,只是笑而不答,心想我其实不喜欢回家过年。 前几年,我都和一般游子一样提早回乡过年。我曾搭8小时的长途巴士从亚罗士打南下,或者是驱车3小时从马六甲北上,甚至有过从犀鸟之乡,跨越南中国海回到家乡的经历。除此之外,在冠病肆虐全球之际,我也曾独自在异乡过年。今年,回家虽然只需一小时,却比以往沉重了许多。 3点正,我快速地穿过人群走向1号门诊。只见一份3001蓝色的文件夹正摆在桌上。 查阅顾客的推荐信后,我按下呼叫号码,“叮咚!3001。” 我抬头看见一位身穿灰色衣服的马来妇女,戴着蓝色的口罩,慢步走进我的门诊室,身后同行的年轻女子却止步于门外。 一番仔细沟通后,我才发现她今天来的目的是为了进行肾脏捐献评估“Renal Transplant Assessment ”, 而她想成为一名活体捐献者 “Living Donor”。现在大众都对精神科有所了解,所以任何肾脏捐献都需要在精神科医生仔细评估后才决定是否适合进行捐献手术。这也包括肾脏接受者 “Living Recipient”。 评估包含捐献自愿性、了解手术过程、手术及麻醉药物风险等等。捐献者必需在手术前有一定的准备,比如若需要病假时的经济来源,手术后情绪管理,其他的负担等等。经过评估后才会总结适合或不适合肾脏捐献。 这位客戶是一名小学校长,也是4位孩子的妈妈。她希望捐献一个肾脏给她的二女儿。她的女儿在5年前被医生诊断出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es, SLE”,需要长期靠类固醇药物控制病情。 病情稳定了3年后,她很不幸地被发现类固醇药物已无效,导致病情扩散至肾脏衰竭。从此她的人生就需要风雨不改地到洗肾中心报到。每星期3次,她都需要与机器连接长达4小时。这不只是耗时又耗金钱,同时也被逼把人生目标抛在脑后,因为延续生命更重要! 想要实现女儿的愿望 一直到活体肾脏捐献手术的建议才让她们的人生重新点燃了希望。亲人当中只有妈妈和大女儿的移植对比报告合格。因为大女儿才刚组织家庭,所以此重任自然就落在了这位妈妈身上。 当她被问起为什么会有勇气做这一个决定时,惊讶的答案让我茅塞顿开。 “我是妈妈,我想要实现我女儿的愿望。她的愿望是要继续在大学深造。” “我不知道手术以及麻醉药物的风险,我不了解手术过程,我只知道我是她的妈妈。”原来妈妈在家里也扮演着圣诞老人的角色。 还没为人母的我,能够感受她坚决的决定。同感人生充满着无奈。妈妈的牺牲是无比的伟大。我们经常花最少时间和精力在妈妈的身上,但她却可以无条件地默默奉献。最终我在评估表格上写上适合进行活体肾脏捐献手术但需要进一步去了解相关质询。我在收拾桌上的文件时,抬头一看,看见她左手拿着肾脏捐献评估报告,右手牵着那位女子慢慢地离开。 新年愿望经常都离不开大富大贵,一年比一年好。但我今年的愿望是希望身边的人无病痛,无牵挂。接纳妈妈的不完美,因为她也和我一样不完美。 愿,家里的烟火还不声不息地燃烧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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