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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感

张爱玲在《茉莉香片》形容香港为“一座华美的但是悲哀的城”,这句话似乎奠定了香港文学的基调。那是1943年,乱世的香港既危险又迷人,吸引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前去,飞蛾扑火,一去不回。大卫·波德维尔曾批评香港电影“尽皆过火,尽是癫狂”,可这句话成为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代名词——周星驰的无厘头、王家卫的文艺、徐克的武侠梦、杜琪峰的枪战片,尔冬升的写实关怀等等。那是80、90年代,香港被冠上“东方之珠”的称号,一切蒸蒸日上,熠熠生辉。后来,林夕为新书写序,《我所爱的香港》被人呸一声,因为没有人会这样爱香港……那是2014年,林夕在原有的书名加上“痛”一字,发布《我所痛爱的香港》。这些书这些电影,一跃成为香港独特的文化名片。 来到香港的一个月前,我疯狂阅读香港文学——散文、小说、论文、专栏,读了又读。我也一头沉浸在香港电影——喜剧、文艺片、黑社会、武打片、恐怖片,能看的都看了。我去的香港,是香港文学和香港电影的香港。 李碧华,这位影响我极深的香港作家。我因张国荣观看《胭脂扣》和《霸王别姬》,从而认识李碧华,阅读她的其他作品。李碧华爱写食物,一段段故事的贪与痴由美食开启,搞得我阅读时又怕又想吃,仿佛能看见李碧华鬼魅的文字随处漂浮在港式餐厅的招牌上。来到香港是必须要吃蛋挞的,这是一种仪式感,就如你不来马来西亚吃榴梿,那仿佛是白来了。葡式蛋挞一定要趁热吃,我吹了吹热气,将一半的蛋挞吞下。奶香味在口腔散开,浓郁十足,却不烫嘴,蛋挞慢慢滑进喉咙。这一流畅的动作,我真成为了《吃蛋挞的女人》,但小说里的女人是为了找到像父亲一样的男人而到处寻觅切合心意的蛋挞,我的目标非常明确,我只为了美味而来。 繁荣与破败同时存在 我们一家人来到一间米其林级别的卤水鹅店。一盘鹅肉摆在桌上,我咬一口,油分浸在口中,咀嚼起来,鹅肉的香味与卤汁味盖过了刚刚的油腻。我立刻想起《吃卤水鹅的女人》,这口感真如小说里写得那样香喷喷。可吃着吃着,发现年长的服务员在盯着我们,好像在提醒我们快吃完,不要耽误下一位顾客的到来。店的面积太小,熬煮卤汁的大桶和斩鹅肉的位置已经占了一半,就连厕所门前也坐下了一位客人。服务员只能身贴身,久而久之怨气全显在眼神上,似乎我们的行动再慢一点,就是下一只被斩的鹅。虽然不知道小说里谢月明的妈妈店铺面积有多大,但想到香港寸土寸金,我心想这窄小的位置,是很难将爸爸一块块的血肉搬进来熬煮成汁的。 我坐上叮叮车,与港铁相比,它行驶较缓慢,几百米就有一站,更多是不上班的退休老人在塔车。我想到《胭脂扣》里如花为了寻找十二少重返人间,偶遇了在报馆工作的袁永定。深更半夜,他们俩坐在叮叮车上聊天,如花脸色苍白,自顾自地叙旧。袁永定觉得眼前的女人有些奇怪,问如花认不认识林黛,如花在林黛大红之前就殉情自杀,当然不知林黛是谁。而现在的年轻人,别说林黛了,就连梅艳芳也不一定知晓。上世纪80年代,饰演如花的梅艳芳和饰演十二少的张国荣事业如日中天,而现在如日中天的是香港男团Mirror成员姜涛,他的粉丝为了庆祝生日还包揽所有的叮叮车,让全港市民免费乘搭一天,于是我这游客也顺势坐上一趟。《胭脂扣》上映转眼近40年,梅艳芳、张国荣和林黛一样已离开人间,穿旗袍的如花不知转世有没有再成为香港人,塔上这一趟百年历史的叮叮车。 走进环球大厦的那一天是五一劳动节,女佣都不工作出来游玩了,广告词也替换成他加禄语。可想而知,本地人有多久没来光顾这座大厦。虽然不在重庆大厦,但我也体验了一把《重庆森林》里主角误入他人城市的游离感。菲律宾人来到香港从事女佣相关的劳动工作,周末就会在地铁站席地而坐,不顾游客的目光聚会聊天。 人总是要找到归属感,如果一时无法回到家乡,那就与乡亲互抱取暖,在不起眼的街道建立一片香港人也无法踏入的天地。许多巴基斯坦人也为了讨生活来到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人为了新币兑换率前往新加坡工作。就连香港人自己也会背井离乡——Beyond为了音乐生涯到日本重新开始,成龙、李连杰为了拓展香港电影市场闯荡好莱坞,TVB剧集的主角离开香港去加拿大或者英国散心;外地人来香港,香港人也去外地。香港这座小岛挤下了那么多人,挤在密密麻麻的鸽子笼,为了一间30坪的公屋排队多年,总有人等不下去自行离开的,极少数的会住在太平山顶的豪宅,仰望香港最繁华的夜景,其余的普通人只是一盏四方形的灯。全球最贵的房价,成为香港普通人一生也无法跨越的贫富差距。 所以哪一面才是真实的香港?是维多利亚港的豪华游艇,还是地面积水的阴暗小巷?是网红打卡圣地的坚尼地城篮球场,还是被清拆的九龙城寨?是要价两千多块港币的黑胶,还是女人街大甩卖的服装摊?香港允许繁荣与破败同时存在,无论是公众人物、媒体或市民也从不遮掩其中的问题,敢评敢骂。香港人是以谩骂之名来爱这座城市,期盼香港变得越来越好。作为一名外国游客,我左右不了香港,只有在花费几百块的一餐时,忍不住嘶一声,似乎体会到香港人在痛爱什么。 我相信,这不会是我最后一次来到香港。
4月前
5月前
6月前
敲击声齐下,简单的钢琴伴奏中,围成一圈的特殊需求乐队演奏一曲Rasa Sayang。可见,坐在姿势保持椅上的其中一位学员,带领其他学员呼吸、热身、敲击手上的乐器,气氛极其欢快。初次走进雪隆痉挛儿童协会(SCAS & FT)的音乐课室,看见学员间的互动与呼应,欢乐的氛围印象最为深刻。 经过3个月的观察,研究人员表示特殊需求学员对复杂节奏的掌握与呼应已更敏锐。R.I.S.E. (Rhythm Interactive Special Enabler)音乐疗效计划选择使用敲击乐器和音乐节奏来改善特殊需求人士的学习障碍问题,也获得了马大可持续发展中心(UMCares)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项目资助。 与此同时,音乐如何走进了特殊群体的生活,并且帮助他们建立联系与归属感? 报道:本刊 梁馨元 摄影:本报 陈启基 视频:本刊 林佳莹、林芷桑 音乐课开始前,一位家长推着孩子的坐姿保持椅进入课室。前方的学员一见朋友到来,立即放下手中乐器兴奋地呼喊与她示好。家长表示,他们对周遭事物的感知能力是存在的,也能感受到人的善恶,只是表达方式以及认知程度有别——有的会因为跟朋友争糖果而有情绪,有的则因为无法习惯新轮椅导致的疼痛而哭喊。 他们需要每天去适应不同的挑战。因此教育学博士陈瑞泉说,从教育的角度来看,他希望为特殊群体建立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并且要让他们保持舒适,在练习时不会感到危险,这是至关重要的。” 为学习障碍儿童提供音乐治疗课程 陈瑞泉与R.I.S.E.计划创办人Edwin Nathaniel合写了一本实际运用敲击乐器,协助特殊群体改善学习障碍的教学手册。马来西亚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同时也是Aseana Percussion Unit(APU)乐队的联合创始人Edwin,在23年前就设立了R.I.S.E.计划,为不同类型和程度的学习障碍儿童提供音乐治疗课程,包括自闭症谱系障碍(ASD)、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和唐氏综合症(DS)人士。这项计划在2006年于第5届BOH Cameronian Arts Awards中荣获最佳社区艺术项目。 在今年8月,R.I.S.E.计划迎来崭新的阶段,来自马来亚大学创意艺术学院、医学院、教育学院和人文暨社会科学院的高级讲师团队,让音乐结合医学,再辅以证据为基础的方法,更有效地帮助特殊需求群体建立健全的社群经验。 以证据为基础的音乐干预加速康复过程 “音乐治疗”想必不太陌生,但马大创意艺术学院高级讲师马雯雰提醒这是一个专业领域,“治疗师需要在医院接受长时间培训,完成1080小时的实习并通过考试,不能随意自称为音乐治疗师”。马雯雰主要研究范围在音乐治疗,当音乐结合医学,能更有效地引导特殊群体学习。 她将其分成三种类: 1. 音乐治疗(Music Theraphy) 一种临床和以证据为基础的方法,专业人员必须了解病人的病例,以量身定制一个治疗计划。帮助因受伤、生病或残疾而受到影响的人,以支持他们的心理、情感、认知、身体、交流和社交需求。 2. 音乐作为药物(Music as medicine) 此方法通常由医生展开,用预录的音乐帮助病患治疗疼痛和减轻压力。 3. 音乐干预 (Music Intervention) 在各种环境中,音乐被用于减轻压力或对心理体验均产生积极影响。不限于特定专业人士,把音乐的元素加入特定活动之中。 R.I.S.E.计划可归类在音乐干预 (Music Intervention),马雯雰表示。在音乐治疗中,例如对于中风患者,治疗师会根据患者的步伐设定节奏,边弹吉他边让患者在音乐的引导下练习走路。通过音乐的干预,能有效加速康复过程。 “所谓干预,可以想像成在跑步时听音乐,可以让人在沉闷且疲惫的跑步过程中保持动力,并延长跑步时间。”对于复建患者来说,在治疗中持续练习是为关键;因而利用音乐与节奏作为引导,患者更容易维持稳定步态。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高级讲师郭紫薇提及,UMCares平台鼓励研究人员用学术参与社区;而她主要从人文的角度观察,如何通过这项计划唤醒社会对特殊需求群体的关注。过程中,研究团队向家长收集孩子的生活素质水平问卷,再从中调整教学方案。 “很多民间的音乐治疗重复进行, 但不知道需要关注阶段性的成果。研究团队加入R.I.S.E.的功能,就在于提供正确的数据,证明音乐干预方法是有效的,”马雯雰补充。 通过音乐寻找归属感 为特殊需求儿童制作音乐专辑 雪隆痉挛儿童协会的音乐课室布告板上,贴着许多他们国内外演出的照片。尽管行动能力受限,长期以轮椅代步,但他们的世界并不小。Edwin曾带领这支乐队到印度新德里演奏:“你一眼就能看出他们在表演时很享受,因为他们很喜欢自己正在做的事情。” Edwin从事音乐教育40年,并且在雪隆痉挛儿童协会教导特殊儿童音乐接近24年。今年64岁的他,一走进音乐课室便带动了学员间的气氛。他深知音乐是一种强大的工具,超越了种族、残疾的界限。“当我与音乐一起时,我希望有能力为特殊需求的孩子们提供学习和表演的机会,帮助他们建立信心,找到彼此的联系,更重要的是找回归属感,”他说。 音乐课室内,学员们围成一个大圈,手握各自的敲击乐器,包括沙槌、铃鼓、敲击木、马来手鼓(kompang)和牛铃等。“痉挛”指突然不受控制的运动,进而妨碍日常生活照顾和人体的姿势摆位,因此多数痉挛儿童的上半身肢体能力较弱。而选择这些乐器是因为容易被握住,并且不需要高度技巧与乐理知识。 Edwin追述,从计划一开始到现在,学员已经可以带领乐队演奏。曾经,他与两位学员到香港代表马来西亚参加国际音乐艺术大赛,他们带着自己的故事与原创歌曲,把对音乐与生命的热爱展现在国际舞台。未来,Edwin还想为他们制作一张专辑。 全纳教育改善社会偏见 谈起自己教育特殊需求儿童的经历,Edwin笑说实在有太多故事了——“曾经有一个小孩,我教了他9年。常常下课之前,我会带他来到特殊儿童的课堂,我想让他们可以彼此接触,而不是某天在路上或餐厅遇见,对他们比较激动的情绪行为感到抗拒或害怕。” “直到去年他和我说,‘老师谢谢你给了我和特殊孩子相处的机会,我才知道如何照顾和关心他们。’听到这句话,我的心都碎了。因为当他说出口时,代表他能理解这些孩子是如何走过来的,”Edwin说道。 正因如此,他想实行全纳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在一间学校里容纳所有不同需求的学生;不只是给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学生提供入学机会,接受主流教育,更是注重学生在学习上的参与和具体进步。 “我想要一间包容性的学校,在这里人们不会因为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孩子而感到差异,我不想要这样的社会偏见。”了解他们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与之建立联系。 陈瑞泉表示,通过R.I.S.E.计划希望向社会展现特殊儿童家庭所面对的困境;然而他们一天天克服身体上的不适、情绪挑战、学习障碍,那份直面生命的勇敢更应该被展现。正如雪隆痉挛儿童协会主席拿督方维强所说:“当我看见他们在练习穿线,尽管他们的肢体能力比较弱,但他们从来都不会放弃。” 雪隆痉挛儿童协会常年为特殊需求群体提供辅导和社区服务,而从R.I.S.E.计划出发,他们希望能唤醒群众的意识,并创造出一种社会的集体责任。 更多【新教育】文章: 学生制作课件 丰富独中教材 用游戏艺术 打造异想世界 地质学 探究过去/现在与未来 萧婉思博士/打破哲学无用论 把哲学带出象牙塔 人类学研究员 吴佳翰/走访沙巴原乡 窥探族群共融
11月前
2年前
从地上捡起红字招牌“华文课室”,拍拍尘土,再将之束之高阁,放在一处显眼处,仿佛是亲手为曾经的华文课室安了个墓碑。那时原本就想写一篇悼文,像韩愈〈祭十二郎〉般动情的,可又觉得煽情。 沉淀了一个多月,还是没有走出丧失华文课室的伤痛,姑且留文一篇缅怀之。 故事很长,得从14年前我初来乍到这所国中开始。我校华文课一直以来皆在课外上课,待遇原本就差,为了让学生有归属感,我一直积极寻觅固定课室。终于,几番争取后获得批准使用近乎荒废的“后进生辅导室”,将之“拓荒”开辟为稍有规模的华文课室。 那些年,尽管木门几番遭顽劣的学生破环,不知报废了多少张歪歪斜斜的方桌子,但至少有好几届的华文学生在那里朗诵过文章诗歌,背诵过诗词,庆祝过生日和毕业典礼。其实,偶尔停电漏水,从天而降粉末异物已是见惯不怪的事了,但秉持着能用就好,有地方上课就感恩不尽的想法,在最初的“爱松旯”栋楼每天上着华文课,进行活动一晃也将近10年。 无奈,该栋教学楼年久失修,天然条件又不足,地质不断下陷,根本无法维修。这会儿天花板龟裂,下一会儿地势塌陷。终于,它坍塌了,一夜之间半边倾斜,面目全非。庆幸的是,它是在半夜宣告不治,正确断气时间不明。随着各有关部门证实它的死亡,我只得收拾悲痛心情,整理遗物另寻地点上课。 几番探寻要求,终于搬进了原本属于“媒体室”的课室,最初还得与其他科目轮流使用。后来其他老师见我积极,打扫布置总是快人一步,还把所有华文书籍,相关杂物都搬进来,大有宣示主权意味,也就相应作出妥协,让给我作为华文课室。 给我一间课室,我栽培一群孩子,这是我的宣言。确实,与华文科华文学会相关的活动,都在这一间课室进行过。岂知好景不常在,随着另一栋教学楼的生活技能课室的死亡,我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华文课室就只能拱手让人。亲手拆下布告栏、壁报、红彤彤的灯笼,我只能跟学生调侃说:这就是所谓的孟母三迁! 再找,再整理,再安顿,再一次搬迁进废弃的乒乓室。真的是废弃的,连百叶窗都稀零散落的,打造华文课室是从头开始做起的。是几个学生在假期里来搬运桌子椅子,是我带着孩子们来清理打扫,窗帘一片片拆下拿回家洗,晾干了再一片片挂上去。不敢说是呕心沥血,但至少付出过真情,期许过一生一世。 当我让学生把这块写着“华文课室”的大红招牌挂上去的那一天,就像自己安顿了新家般欣喜,只差没放鞭炮庆祝了。事不过三,三迁之后就会平安顺遂了吧? 毫无预兆再度失去 疫情肆虐接近两年,我还偶尔会到华文课室去看一看,扫一扫尘埃,翻一翻书架上的华文读物。当然,还会为桌上的月历翻页,调整壁上的时钟,期许着快一点恢复热闹的实体课。 其实这两年,华文科几乎都是线上上课。但我总期盼着,春天会到来,我们很快就会团聚迎新春,让我们再度挂上红彤彤的灯笼,再使用这一间狭窄的课室排练舞蹈,再逐一给学生发个红包。 但是这一次,是毫无预兆的,再度失去了华文课室。这次不是死亡让我们分开,是割让,让路作为科学实验室。事前没协议,事后没赔偿,这算是不平等待遇吗?看着一捆捆被打包的书籍,几度争取得来的桌椅都被搬空,不只是心痛,是心灰,心死。 于是,我在每一班的华文网课要求学生为华文课室的再度死亡默哀。呜呼,3次亲手埋葬华文课室,我情何以堪?
3年前
3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