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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都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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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刚好要离开工厂去领取难民卡,我现在已经再次回到扣留营了,”通过通译员,Y苦涩又庆幸地告诉我们。 Y是一名18岁的缅甸钦族(Chin)少年,刚刚获得马来西亚联合国难民署(UNHCR)批准其难民身分的申请。他在一年前因非法入境而遭到移民局逮捕,被提控上庭后,遭遣返出境。 法庭判处他罪成后,他在监狱和扣留营辗转几个月,才终于被遣返回缅甸。拘留的日子里,他被迫和数十个人在牢房打地铺。他没有获得足够的水和食物、遭到其他囚犯的霸凌和殴打,在发高烧时,没有得到药物和医治。当时,他年仅17岁。 他回到缅甸后成日担惊受怕,随时会因为种族身分而被军人捉走殴打。因此,他决定再次逃到马来西亚。这一次,他获得联合国难民署所发的难民卡。在领取难民卡的那天,移民局突袭了他工作的工厂,逮捕了在那里工作的无证移工。要不是刚好离开工厂前往联合国难民署,当时身上没有合法证件的他,将第二次被移民局逮捕。 然而,难民卡并未给予他合法居留在马来西亚的身分。 “无证移民”并不一定等同于难民。无证移民指没有合法证件或并非通过合法管道入境我国者,广义上也包括了难民、非法劳工等。但其他无证移民与难民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在母国未必受到迫害,可以随时返回母国;后者则在母国受到迫害,因此被迫逃离,也无法安全返回。 联合国对难民的定义如下: “因有正当理由畏惧由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其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的原因留在其本国之外,并且由于此项畏惧而不能或不愿受该国保护的人;或者不具有国籍并由于上述事情留在他以前经常居住国家以外而现在不能或者由于上述畏惧不愿返回该国的人。” 通俗来说,难民是指在本国因人身安全问题而逃到另一个国家的群体。他们在逃到新的国家之后,可以向该国的联合国难民署提交难民申请,以获得难民身分。 然而,在马来西亚的法律下,联合国难民署所授予的难民身分,实际上并不具有法律效应。我国没有任何法律授予难民合法地位,因此他们不能申请任何准证和居留权,也无法合法工作。难民卡只赋予他们暂居我国、等待被安置到第三国家的权利。 虽然如此,根据政府近年来所采取的政策,触犯《移民法令》的难民不会被提控和遣返,前提是首先,该难民拥有联合国难民署所授予的难民身分;第二,罪行是在获得难民身分后所犯。 因此,只要执法当局逮捕无证移民,他们就应该按照程序和联合国难民署核实其身分。如果那是登记在册的难民,执法当局就应该将他释放而非提控;反之,他将会在《移民法令》第6(1)条文下被提控。一旦罪成,可被判处监禁和罚款,在完成服刑后,将被遣返出境。 值得一提的是,已向联合国难民署提出申请但还未获得批准的移民,并不在注册难民之列。联合国难民署审核难民申请的过程可长达数年之久,在这段时间,这些移民处在惊险又尴尬的灰色地带——前来马来西亚是为了避难,却又不算难民;无法回到母国,也不能在马来西亚找到容身之处。这些日子里,他们的生活像《富都青年》里的阿邦那般,日日想尽办法躲避移民局的搜查。 除了缺乏明文法律保护难民,马来西亚政府也不曾签署两份主要的国际难民公约——《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和《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虽然如此,让人稍感欣慰的是,法庭在法律的限制下仍作出一些有利于难民的判决。 在森林走了一天一夜 在Ali Salih Khalaf v Taj Mahal Hotel一案中,工业法庭裁定难民拥有工作的权利,也可在遭到不公解雇时,援引《工业关系法令》和《劳工法令》索赔。然而,我国并没有指定任何明文法律给予难民和国人一样的劳工权益与福利。因此,实际上,难民和其雇主依然会遭受执法当局的刁难。 另一方面,在Tun Naing Oo v Public Prosecutor一案里,一位难民被控非法入境,被地庭判处监禁和两下鞭笞。高庭在审理复核申请时取消了鞭笞刑罚,并且指出难民已经因受迫害而逃离家园,所以鞭打他们是极不人道的做法。 即使有司法、联合国难民署和人权组织的努力,我国政府对待难民的态度却远远算不上友善。 2021年,缅甸爆发内战,无数人逃离家园。在这个节骨眼上,移民署决定遣返1086名缅甸籍无证移民,引起国内外人权分子的抗议。即使马来西亚国际特赦组织紧急向法庭申请了暂时禁令,要求移民署暂缓执行遣返事宜,移民署仍强制将他们遣返。 2019年5月,泰国社运分子Praphan Pipithnamporn因批评泰王,而逃至马来西亚寻求政治庇护。然而,时任首相马哈迪却将她强制遣返,全然不顾她是联合国难民署登记在册的难民。她一在曼谷下机,就遭到泰国执法当局带走,从此没有人听到她的消息。 每一天,都会有无证移民因未获得难民卡而遭到逮捕、提控、遣返,就算是幼儿,也会和母亲一起被关到扣留营。当年17岁的Y,并未因未成年的身分而得到任何怜悯。 最后,考量到生命安全,Y还是决定回到这块不曾欢迎他的土地。他细细向我们描述了他偷渡进来的经过—— “人蛇将我和其他偷渡者塞进一辆载满鸡只的货车。里面的空间太小了,所有人无法一同坐下,因此一部分的人蹲下、一部分站着,轮流休息。大概在车厢里呆了两天,我们才到达缅泰边境。进入泰国后,我们不吃不喝,在森林里行走了一天一夜。后来,我们又渡过一条河,终于到达马来西亚。” 听起来很像电影情节,但这些是Y的第一手故事。Y生错了血脉和国土,但他仍是活生生的、与我们并无二致的人类。 截至2024年,在我国,仅仅是与联合国难民署登记的难民就超过18万名,未登记的数字绝对更加庞大。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鲜少瞥见难民的身影,但在社会的边缘和夹缝中,他们艰难又顽强地生存。 马来西亚身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万万不该再继续漠视难民的窘境。早在2018年,希盟就在竞选宣言里提出将承认难民身分以及保证他们合法工作的权利,同时也将签署《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笔者由衷地希望,希盟尚未遗忘从前的豪情壮志,尽快落实曾许下的承诺。除此之外,我们也需要制定完善的法律,认可难民的法律身分、居住和受教育的权利,以及建立社会保护网。 因为得以安全、有尊严地生活,不是特定人士享有的特权,而是每个人生来被赋予的基本人权。(本文作者为见习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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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访王礼霖时他正准备出国,在一周满满的行程中挤出两小时。当天他稍早的会议耽误了,事先来讯通知;匆匆赶到现场随即拍摄一组照片,像艺人一样在快门间变化了几个眼神、姿态。语速和动作一样快,访谈结束下楼,电梯门一开,高个子的他就迈开长腿,消失在人群中。 与其说快,不如说有效率。这大概与唱片宣传企划出身有关,日常工作琐事,唱片、影视案子,一切早就安排妥当。导演处女作《富都青年》一样,从制作到宣传策略算尽,成功全无侥幸。多那一份特别的,大概就是生命与二十多年工作经验的积累。 报道:本刊 白慧琪 摄影:本报 谭湘璇 2023年第60届台湾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入围名单中,王礼霖年纪最长。但他并非电影圈新人,在马来西亚娱乐圈更是资历深厚,是当年的金曲新人王林宇中、偶像团体东于哲(郭晓东与陈泽耀)的幕后推手。 “以前哪里会想要自己当导演,我又不是科班出身,当导演很难的你知道吗?”涉足电影,王礼霖一开始先当制片、监制,因为擅长统筹和寻找资金。“只要我有开案子,是不是能让马来西亚的演员、工作人员开创一些新的可能?” 王礼霖的电影梦,从小就开始了。小时候与外婆同住,跟着舅舅看电影、听流行音乐。年纪还小,先追唱片,买了很多天王巨星的卡带;上了中学才比较有能力买戏票,自己跑去看电影。 中学毕业后,王礼霖从太平小镇来到首都吉隆坡修读广告设计课程。离家,等于更方便实现追星自由,每个星期留守杂志《偶像杂志》《生活电视》,追踪艺人明星的动态。和很多电视儿童、港剧捞饭长大的人一样,他向往娱乐圈,但那把钥匙在哪? 学院毕业后王礼霖从事广告工作,也面试过唱片公司宣传、电台DJ。就在1999年,人生磕绊一下,才在网络媒体《红人馆》重新开始。他是编辑也是记者,负责娱乐内容,理所当然靠近娱乐圈了。 王礼霖进入唱片业,为艺人着想,他一一打电话给各种厂家,“May I speak to marketing department?”请总机转接到行销部门。但当时也是流行音乐的最后一个大盛世,后来MP3横空出世,唱片业受到打击。总不能让旗下歌手闲着,要替他们寻找出路,于是他也开始涉足电视,拍了《高校铁金刚》和《逆风18》。 王礼霖自认有不服输的性格,或确切来说,他的原则是凡事给自己50%去争取的机会。“不管做什么事都去试一试,失败了,心甘情愿。”他说,过程不需要多说,间中还可能遭受一些委屈,但成果会说明一切。 《富都青年》的成功“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富都青年》火红,王礼霖简单总结“刚好天时地利人和”。他也不想过分谦虚,因为团队在每个阶段都非常努力,例如一开始决定做社会题材,就想好策略路线。《富都青年》和上一部监制的《分贝人生》一开始就定位为影展片,用影展成绩开始发酵口碑,先让观众注意到新作。 第二波宣传关系到上映时间点。在台湾,金马效应是不变的定律。王礼霖跟团队说,就当作品一定会入围来做,早在名单公布前就先敲定在金马奖隔周全台上映,再顺势带回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跑影展时,《富都青年》在3个不同国家都拿下观众票选奖,王礼霖认知到那是指标,这部电影与观众是能产生连结的。“算计”的部分就在这里,他看到机会,选了吴慷仁在监狱无声控诉的15秒片段作为入围片段。在那之前,所有释出的剧照、海报、预告片段都没监狱画面,大家都在颁奖典礼上被影帝演技惊艳到,也好奇故事转折。 “如果真的没得奖,至少大家可能会被吸引。”王礼霖说,“没有人跟我们说会不会成功,可是我们就判断,在这个时候做了这个事。” 从企划、宣传策略来看《富都青年》,有王礼霖过去工作二十多年来的经验累积。唱片制作与宣传、歌手定位、选歌、合作对象、形象包装等,每一步都在算。后来做电影,他也清楚知道案子的目标方向。 台湾移工经历成创作养分 而从故事、情感来看,《富都青年》乃至先前监制的《迷失安狄》《分贝人生》,都有他的部分生命印迹。 金马奖期间,王礼霖接受多家台湾媒体专访,自揭25岁曾到台湾当外籍移工。住在潮湿寒冷的宿舍,大冬天吃着冰冷便当,报道一出还引起当地市议员关注。回想,他还是不懂为什么命运之手会把他推去台湾当半年移工,也就是人生的那次磕绊。但无可否认,这段经历在20年后成了他的创作养分。   当年广告设计课程毕业,投入相关行业,浮浮沉沉,因为他对广告兴趣不大。当时又流行跳飞机,他选择合法途径出国工作赚钱。当时姐姐在台湾当人力中介,原本介绍他去组装电话,却不想意外到铁厂当劳工。 1999年,已是25岁的大男生,在台第一个月几乎每晚哭着写信回家。可王礼霖说起这段过去已不悲情,还声情并茂讲到曾在工厂宿舍遇到邪门的事。妈妈在马求了平安符寄给他,当地打扫阿姨却说,“台湾的鬼要用台湾神啊,你马来西亚的神救不到你。” 化作养分的是其他菲律宾移工对他的关心,带他去邮局,认识附近环境,告诉他去哪里买东西。“所以是那个情感启蒙,为什么异地来到这里生活的人,互不相识,他们要给予我这样一个人关心和爱护?” 叙事中带出社会议题 还有《富都青年》的Money姐、《迷失安狄》的Evon(Andy)。王礼霖从小在太平湖常见跨性别者拉客,“他们也是人嘛,可是我们没有再往下去看他们的世界……”又如一次随艺人拜访贫户,让他看见繁华都会常被忽视的角落,于是有了后来的《分贝人生》。 “我每次带出(这些议题)只是想提醒大家,有这样的情况在马来西亚发生着。”王礼霖说,“可是我不会给你任何答案。”他没有太大的抱负,不全然想探讨社会议题,而是喜欢讲人与人之间情感浓郁的故事,叙事当儿顺便带出一些马来西亚的社会议题。 不过,就在《富都青年》上映后,政府正草拟公民权修宪案,并在3月提呈国会。很多人因此透过电影了解无国籍人士的处境。王礼霖欣慰,电影让这个议题被看见,让大家对这些群体有多一点同理心。 “我也一直很希望能带着马来西亚的电影到海外跟不同地区的观众去讨论。电影是很好的说故事媒介,我们也是透过不同电影看到不同国家的生态、环境啊。” “《富都青年》后我要做什么呢?我会继续做的,希望能带动一些可能,比方说跟更多不同的电影人或单位合作。因为我一直觉得,马来西亚这个产业还有很多很厉害、有潜力的人。如果大家觉得《富都青年》是一个成功案例,那它同等会开拓一些资源,我愿意跟这些人一起共享……” 对行业的“一厢情愿” 访谈尾声,王礼霖看似总结,却又突然反问“这会一厢情愿吗?” 不打扰,让他继续说,慢慢厘清。那些疑惑在于,他很热血在推动一些事。例如办过3届AIM中文音乐颁奖典礼,让歌手感觉到鼓励,不要放弃梦想。又如去年贴钱办了台马中文电影交流会,还特地引进台湾经典电影《悲情城市》,做了一晚特映会。 “我会质疑是不是做太多了?”王礼霖强调一切不为掌声,而是希望那些事能创造一些可能,例如《分贝人生》后,把金马执委会执行长闻天祥请来,让大马电影人多一个寻找资金的选择。“那我不晓得是自己爽,还是一厢情愿,还是我就帮到这个产业一些些?” 其实这些付出他都是心甘情愿的。这一番话看似是在安慰自己,但他可能不知,其实也抚慰了许多在不同路上努力的人。“辛苦的……可是我们永远要知道,当你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些辛苦是ok的!” 更多【人物】文章: 装束复原造型师刘蕊/连接古今桥梁 重现装束古韵之美 歌手阿莲娜·沐塱/一把加贝琴 说加拉必族故事 浅堤鼓手黄堂轩/组乐团玩音乐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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