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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

4天前472点阅
病人對醫生說,命運對他不公平。他體貼,有底線,循規蹈矩,是家人和朋友心目中的好人,如今病情惡化,癌細胞蔓延,突然要離開人世,如何釋懷? 醫生靜靜地聆聽病人控訴,他是癌症專家,29歲,年紀輕輕就受聘於世界著名頂尖醫院妙佑醫療國際。 醫生說塵世本質上就不公平,眼前世界破碎不堪。醫生是虔誠基督徒,他說他“很難責怪上帝”,讀到這裡一驚,原來醫生也是癌症患者,不久前發現自己“患有食管癌並且腫瘤已經擴散”。 醫生思考過“責怪上帝”這個議題,但是立刻持否定態度。“我的經歷是不公平的嗎?我不認為如此。”醫生說。憤憤不平者不過覺得自己“太好”,不應遭受不幸。他在政治穩定的國家長大,家庭美滿,父母與家人愛他,他反省際遇:“如果有不公平的話,那是我所得的祝福實在太多了。我怎麼能接受從上帝和生活而來的那麼多福氣,卻又譴責其中的試驗為不公平?” 醫生每天接觸癌症患者,沒有所謂“應該患得癌症”的病人,討論“公平”或“不公平”毫無意義。死亡近在咫尺,可以把握的只是當下。醫生安慰病人,做該做的事,不要將眼前處境設想成世界末日。學習向外看,心懷感恩,珍惜擁有。 醫生後來由美國回到老家一所教學醫院服務,他希望多一些時間陪伴父母。他堅持每天上班,直到體力無法支撐。心情何等平靜,態度何等從容,這是真實故事。醫生來自檳城,兩年後他離開人世。上面敘述來自病逝前日記。他名叫陳道聲,講故事的人是他叔叔陳忠登。 每一個人在世上只有活一次的機會。因病不幸早逝當然可惜,但不表示人生虛度。陳忠登在《俯首甘為孺子牛》說有正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才經得起苦難、病痛考驗。他引富蘭克的話:“如果生命有意義,苦難就一定要有意義,因為苦難是人生所不能消除的一部分。沒有苦難和死亡,人生就不完整。” 我們應該向死亡拜師 “苦難要有意義”六字鏗鏘有力。健康與幸福都來自於對苦難的博弈和超越,“不斷地迎擊苦難,咀嚼苦難,超越苦難,苦盡甘來、向死而生才是人間正道”。王一方在〈醫學人文十五講〉第二版序文中這麼說。王一方替有人文情懷的醫生講話,他們不只醫病,關鍵時刻,還以他們的知識和行為開導病人,提醒病人注意平時忽略的人性光輝。 正視災難和死亡,苦澀度必將減輕,陳道聲憑藉宗教智慧,明白了生死道理。不哀所失,慶幸所得,他希望他離開後家人快樂。他不願意看到他們活在痛苦中,陳忠登說“道聲對死亡正面的態度,幫助他的父母與年輕的寡婦接受他的離世”。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這是蘇軾〈臨江仙·送錢穆父〉中名句。人生是一趟艱難旅程,你我行色匆匆,在不同客棧停了又走,走了又停。詩句並非迴避或消除痛苦,而是解釋人生並肯定人生必有痛苦。 生老病死是必經之路。死是終點,但是生存目的不可能為了死,從生到死不是簡單一條線。從死看生,生會出現想像不到的高度。我想起周國平在《安靜》中一席話,他說死應該被設想成由短暫的生進入永生,由易朽的肉體進入不朽,由塵世進入天國,由不完滿進入至善,由普難進入極樂。人生之路應該有“宗教的和道德的目標,一個純粹精神性質的目標。” 古今中外探討生死課題的著作汗牛充棟,可以借用的智慧太多,沒有理由在人類文明累積數千年後,我們對死亡還有恐懼心理。 事實是恐懼從來沒有消散。陳忠登在行醫過程中印證此事,特別是還在創業時期的壯年人,被告知身患絕症,剎那間萬念俱灰。陳忠登說我們應該向死亡拜師,在健康時思考死亡問題,從中汲取智慧。 我因為“情在馬來西亞國際學術研討會”聽陳忠登動人演講而重讀《俯首甘為孺子牛》,一些內容讓我起感激之心。陳忠登與幾位朋友在2018年融資創辦“信望愛安寧療護”,這所非營利療養院坐落於八打靈舊區。目的簡單,向臨終或絕症患者伸出溫暖之手,撫慰滿布傷痕的軀體與靈魂,給予他們愛和力量。 我們習以為常的世界不會永遠屬於我們,沒有人可以起死回生。與疾苦共生並尋求安詳是唯一選擇。陳忠登說在生命旅程中,做對的事和達到終點同樣重要,我們既要唱“生命何其短暫,剎時消失無蹤”,也要唱“生命不計長短,乃是生命的內容”,這是《俯首甘為孺子牛》正文中最後一句話。
5天前1.3千点阅
馬來西亞獨中女學生偽照事件的最大痛點,我想是那該死的受害者有罪論。群眾的怒火熊熊燃燒,燙得讓我想起去年春天發生在我身邊的性平事件。 那天麗水街的陽光明媚,春風拂面神清氣爽,我們說說笑笑走了一段路,拐進那個不知名的寧靜轉角。或許是那棵大樹的葉影騷動,讓她想起了什麼,原來照在她臉上的陽光逐漸褪色。或許街道突然沉默,讓她想說些什麼,藏在心裡的秘密於是像電線杆上的烏鴉倏地展翅,淺淺地低空掠過。 “我腦袋一片空白,到底為什麼他要那樣做,我只有問號。” 她在一個不知廉恥喪心病狂的怪物身上尋找人類的線索,為它的行為編織一百個看起來或許合理的藉口,卻根本半個都無法說服自己。無法說服自己為什麼一個道貌岸然的人類,會在四下無人的午後毫無預兆地變身為全身爬滿蛆蟲的怪物,而又在步出那間無人教室以後,瞬間重拾人類的道貌岸然。動物的進化與腐敗尚需要時間的鋪陳,它的變態卻只需要半個呼吸或三分之一個眨眼。 “他說我讓他感覺很溫暖,我讓他感覺太熟悉了,我對他太溫柔了。” 怪物或許還有僅存的那麼一點“人性”,所謂“人性”是“人類的劣根性”。受過教育的人類知道傷害他人、侵害他人是卑劣的行為,為了讓自己好受一點,那就把自己犯錯的原因全都推卸到受害人身上。必須讓受害人瞭解,你受害是因為你做錯了,而不是我過於卑劣,更絕不是我想嘗試跨越道德底線的刺激感。你不該溫柔,你不該友善,你不該長得如此美麗,你不該在世界上那麼多的人中和我相識。 我們踏出的每一步都有意義 你沒有錯!我幾乎是用吼的,她的眼眶溼了,卻不讓眼淚掉下來。她還在盤點自己的錯誤,或許不應該去幫忙、或許不應該共處一室、或許不應該對他那麼好、或許不應該……你沒有錯,你沒有錯!我拉著她的手不斷重複,你沒有錯,你是受害者,你沒有錯。 麗水街好像越來越熱,我們的腳步越來越慢。對於告發怪物這件事,她顯得異常膽怯,不想把事情鬧大,擔心滾出難以掌控的雪球。那,就這樣嗎?這段日子,她會哭,會失眠,會害怕,會焦慮,但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這樣,畢竟沒有發生實質性的傷害,慶幸當時有一通電話救了她。我很憤怒,這就是受傷了,為什麼受害者要降低自己受到的傷害呢?為什麼要逃避自己已經受到的傷害呢?為什麼還要掉入怪物的陷阱責怪自己呢?我很憤怒,但我必須尊重她的決定。 我感到無力,要是連臺灣也這樣,其他地方該怎麼辦呢?臺灣相較我待過的其他國家,性平教育可說是比較先進的。臺灣在2000年發生玫瑰少年葉永鋕的悲劇,催生了2004年臺灣《性別平等教育法》,制定與推廣性別平等教育主題,而各大學也在其後陸續成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針對性別歧視、性侵害、性騷擾和性霸凌制定處理辦法。這麼努力推廣性平教育的臺灣,或許已經避免了許多悲劇,但依然無法確保每一個受害者能勇敢捍衛自己的權益。 那麼短的麗水街,卻彷彿沒有盡頭,一直走啊走,忽然覺得好慢好慢。性別平等這條路真的如此漫長,每一步都彷彿在原地踩踏,但每一步小小的向前,都如此珍貴。 那個春天很快就結束了。後來的她努力尋求諮商協助,輔導員尊重她不告發的選擇,但為此寫了報告作為備案,請她收集所有證據,包括事發的細節、雙方聊天記錄、與朋友傾訴的記錄等。有了報告以及相關證據,從現在開始以後的每一天,只要她準備好了,隨時都有選擇告發怪物的權利,隨時都能捍衛自己的權益,沒有期限。 我看到了一絲曙光,每一小步都是有意義的。如果你也為馬來西亞獨中女學生偽照事件感到心痛、憤怒,或許這已經是我們踏出的第一小步。偽照事件是一個警鐘,馬來西亞不需要再重演另一個玫瑰少年。 直到今天,我還被困在那條麗水街。我懷揣著期待,等她搖著勝利的旗幟向我宣佈勝利,我要一口氣衝出麗水街,給她一個大大大大的擁抱。
5天前412点阅
3星期前1.5千点阅
1月前334点阅
瓊瑤離世,身邊不少親友深受觸動,卻因避諱而不願多談。巧的是,兩部探討生死的電影同年上映,先有港片《破.地獄》,後有西班牙導演阿莫多瓦的《隔壁的房間》。於是,藉助虛構作品,不能談的話題也能繞個圈談。就像“隔壁房間”的隱喻,有些事情無法直視,那就換個角度,換個空間。 兩部片都向死而生。大限在前,人才能為自己的人生下定義,理清糾葛的人際關係。《隔壁的房間》的主角瑪莎,為維護生命最後的尊嚴而選擇安樂死,更增添了一層道德叩問——人是否擁有決定自己生死的權利。 虛構的瑪莎與現實的瓊瑤,天差地遠的兩個人物,在死亡面前又何其相似。 未曾料到,大數據演算法似乎窺知了我近日所思,唯恐我心情過於肅穆哀傷,而頻頻推送一部紀錄片。片名直白而粗暴:DON’T DIE(《長生不死》) 主角Bryan Johnson,矽谷科技新貴,年少創業有成,公司賣出後坐擁鉅額財富。如此人生勝利組,夫復何求?換作是我,早已躺平不幹。但超級富豪的眼界就是不一樣。他立志追求長生不老、青春永駐之法,並且逐步發展出一套獨特的科技養生術,從最基礎的飲食、運動,到聞所未聞的營養補給,再到匪夷所思的血漿注射、基因治療,都包含其中。創業燒錢燒習慣了,養生也要燒。這套方法,每年得耗資兩百萬美元。 我不禁想到,人類為求永生曾做過多少蠢事:吞丹砂、修秘術、尋訪神泉仙島。有錢了不只任性,還怕死。自古以來,人們總愛把當時的尖端技術生搬硬套在長生術上,但往往沒有好下場。古時,許多帝王因水銀中毒而瘋癲,近代,則有冷凍身體以待復甦的人——他們萬沒想到,冷凍公司竟會破產。冷凍櫃斷電了,那些收拾殘局的清潔工,每位都經歷了一場精神浩劫。 人類將於2030年實現永生 這種嘲笑自是後見之明:他們確實失敗了。可是,如果,萬一,成功了呢? 現今科技與過往不可同日而語。作為科技人,Bryan的養生法嚴守科學原則,且有專業醫療團隊作支援。他每日進行一堆生理檢測,各項指數鉅細靡遺,幾乎掌控每一個細胞的狀態。如果試藥換藥,更得密切追蹤指數變化。所有數據像開源碼那樣公諸於眾,任人檢視、複製。結果證明,這套方法確有逆齡之效:他的生理年齡比實際年輕二十餘歲。 這算不算逆天而行?跟瑪莎一樣,Bryan也遭受不少道德質疑。 瑪莎因選擇“死”而被質疑,他因追求“生”而被非議。弔詭的是,批評者大概屬於同一群人。 而矽谷的逆天者不只他一人。著名科學家兼未來學家、谷歌顧問Ray Kurzweil也是“科技養生”的奉行者。他甚至樂觀預言,人類將於2030年實現永生。這也許並不瘋狂:如今我們對宏觀與微觀世界的掌控能力是前所未見的, AI也勢將加速基因學和分子醫學的突破。這預言,搞不好能實現。 但實現了又如何?此等技術大概只有富豪負擔得起。即使普及,地球承載得了只增不減的人口嗎?這時馬斯克怕會跳出來說:來,一起移民火星吧。 屆時,人們會不會對瑪莎說:“只要再多等幾年,你就不用死了”。整部意蘊深遠的電影,其美學與內涵,輕易被抹消。而許冠文飾演的喃嘸佬,無地獄可破,終將失業。大限無限遠,人們緊抱著彼此的恩怨情仇,再無機會放低。
1月前3.3千点阅
青山綠水的寶峰湖畔有一個水池,那是娃娃魚的棲身之地。然而,更吸引我的,是水池旁邊的一間小廟堂,神臺案上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價格表。上籤10元,中籤5元,下籤免費。如此標價,既顯得人性化,又有幾分讓人莞爾的狡黠。 我經過廟堂門口的時候,碰巧遇上一對夫婦正在上香求籤。我站在門外聽到有趣的對話,女子低聲嘀咕了一句:“又是13號,不會里頭全是上籤吧?”廟祝聞言,迅速將籤筒倒空,露出一排竹籤,微笑回應:“每根籤都不同的哦。” 看似簡單的對話,卻讓我陷入思索。籤的意義在於問吉凶、解疑惑、求安慰,但價格的差異彷彿在提醒:付出的金錢多寡,可能決定了籤的“好壞”,或是,求到上籤,多付幾塊錢也無妨。如此說來,人們願為一支“上籤”多掏幾塊錢,彷彿是為希望買單,也是在安撫不確定的內心。 但讓我好奇的是:籤筒裡,會不會上籤佔比更多?這樣既能滿足遊客對好運的期待,也能讓廟堂的收入更加豐盈。而若真如此,這種做法算不算是一種“善意”的設計? 其實,這或許是廟祝的智慧。他深知,來求籤的人也許並不在意預言是否真實,而是渴望一種心理上的安慰。抽到上籤的人,自然歡天喜地;抽到下籤的人,即便不掏錢,也能獲得一種“至少沒虧”的心理平衡。如此一來,遊客滿意而歸,廟堂香火鼎盛,雙方皆得所願。 廟祝掌握了人的心理需求 細細想來,廟祝的設計更像是把人性的弱點與心理需求一手掌握住了。他通過一個簡單的“價格表”,在無形中創造出一種“公平”的心理預期。畢竟,大家心裡都清楚,求籤的意義,更多的是在尋求一種心靈的安慰,而非真正的預知未來。 這讓我想起一個道理:人類的信念,有時並不需要完全建立在真實之上,而是依賴一種感受到被賦予的善意和希望。寶峰湖邊的小廟堂,正是利用這種“善意”的編排,將現實與心理的需求巧妙結合,演繹出一場人性與智慧的平衡遊戲。 有時候,信仰的力量,未必在於它的神秘,而在於它對人心的慰藉。這支籤,抽中的是希望,留住的是念想,何嘗不是一種美好的體驗?在這個忙碌的世界裡,或許正是這種“善意”的設計,讓我們在無聲無息中感受到溫暖與希望,而這恰恰是我們最需要的。每一支籤都是一次心靈的釋放,帶著人們對未來的美好期盼,讓內心的迷茫與不安得以暫時放下。
2月前978点阅
I’m sorry,but我最想從世上刪掉的那句話就是I’m sorry。 話說,我任職的傳播部門工作量非常高。我們要負責來自公司各個部門的委託,依據案主的提案生產各種發放給社會大眾和支持者閱讀的廣告文案、電郵、活動單張、海報、影片內容等等。我們負責控管文宣品的訊息貫徹和統一、遣詞用句、商標的置放、色彩或圖案營造出來的整體觀感,一條流水線經過主管、執行助理、寫手、設計師,再流到各個案主手上。 如今看起來很有條理的工作流程,事實上也花了我們好幾年時間,才摸索出一個樣子,又花了一點時間,讓這家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的機構各部門同仁適應及習慣一種運作。然而,我們畢竟不是機器工廠,偶爾流程還是會出現插曲。 比如,案主因為某些原因而決定推翻或否定之前的提案概念,如果生產已接近“分娩”的末端,茲事體大,很可能我們得回到零點,重新出發。最糟糕的情況是前功盡棄(哭)! 預先擺出無辜姿態 又比如,負責從英文起稿的同事E,他的文稿要立下基礎,其後的中文稿和設計圖以此為本。假如出現更改、異動,牽一髮動全身,各個環節的負責同仁都得像動一臺手術般,從小細節去重新檢視和修改。 更動在這過程往往在所難免。接到的相關通知,通常會以I’ m sorry為開端,讓你有個情緒轉圜,做好心理準備,迎接下文的解釋原委。 日子久了,我也就習慣瞭如此集體勞動的工作模式,與個人窩在孤獨宇宙的寫作模式大相徑庭。而我,始終不習慣的,就是工作中途出現變動時,收到以“I’ m sorry”為起手式的回覆。 過多的歉意“對不起,很抱歉,麻煩你了……”之後,才切入正題要求採取對應行動,會讓人感覺對方信心不足,或對合作夥伴缺乏信任。如果是追趕截稿時間的當兒,遇到這樣的話語,肚子裡很難不會生出無名火,火勢要是夠大燒得夠久,還可能足以烤熟一隻全雞。 一句I’ m sorry彷彿預先擺出無辜姿態,戴好了頭盔,變相要求接收訊息者不能有其他生氣、反彈、困惑的情緒反應,必須把情感壓縮抑制;你只能以紳士風範和緩地舉起獵槍,將掠過眼前的問題一槍斃命。真是不人道啊!啊啊啊! 畢竟當我們剛開始學英文的時候,最初被教會的幾個詞就是謝謝(Thank You)、對不起(Sorry)、再見(Good Bye)、不好意思(Excuse Me)。從我們一進入這種語言語境,就接受了某種社會文化規範,一個無形的籠子把英文使用者圈在裡頭。有時候,我們會說這是風度,讓人讚歎不已,然而細想,實際上背後有許許多多的打磨、裁切、馴服。說到這裡,我更加覺得慘無人道了,嘆! 在告別式或喪禮的時候收到I’ m sorry的訊息,也會感到非常苦惱。 呃,那個,這位,應該不是加害人吧,我們應該跟他沒有那麼戲劇化的牽扯吧?這,他是要對我們抱歉什麼呢?我知我知,語言多歧義,這裡的sorry是悲憫、同情的意思,仍不免想到有些人老是故意寫錯字:節哀順“便”。請問,此時喪主究竟該哭還是要笑?一下子還真是會讓人反應轉不過來。 同樣的詞,在馬來文、韓文、日文其實有著不同的質感——馬阿福、米亞內、郭門——人性化多了。抱歉的時候是真心誠意地抱歉,聯想到的是合掌、低頭、鞠躬等動作。 當我情真意切地袒露真心的時候,我肯定不希望聽到的是那句I’ m sorry;說來也奇怪,此時的語境倒很了當:語言無歧義,你被拒絕了!說到底,問題並非真出在言語話語本身,而是溝通其間衍生的各種詮釋、不確定、 讓人無奈而生氣不起來的溫柔——你是好人,也是個壞人,至於我,傷心在所難免,何苦是我一往情深? 如果全世界沒有了I’ m sorry, 我們會不會就少一點懊悔?會不會就不需要向梁靜茹支取更多的勇氣,愛就勇敢愛,不要懼怕傷害或無以回報? I’ m sorry, but就像所有的懸疑推理小說,必須至少要有一個死者,為了成全所有人的幸福,這裡必須被賜死的是I’m sorry。 我真是對不起你啊(其實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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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的市場還籠罩在一層朦朧的薄霧中,攤販們忙碌地擺放著各式各樣的商品。空氣中瀰漫著新鮮蔬菜的氣息和剛出爐麵包的香味,似乎預示著一天的繁忙將會順利展開。然而,這份平靜被突如其來的風波打破了,像是黑暗中的閃電,劃破了市場的寧靜。 一聲激烈的爭吵從市場的角落傳來,聲音嘈雜而混亂,猶如暴風雨中的雷鳴。攤販們紛紛停下手中的工作,抬頭望向爭吵的源頭。人們的目光在瞬間聚焦,那是一場由利益衝突引發的激烈爭執,涉及市場上兩個攤販的貨物糾紛。 張大爺是這個市場的老面孔,他的攤位上擺滿了新鮮水果,每一個蘋果、每一串葡萄都光鮮亮麗。而他的對手李叔則經營海鮮攤位,攤位邊上的冰塊上閃爍著剔透的魚鱗。二人的爭執起初只是因為一件小事——張大爺在擺放水果時不小心將幾件商品撞落,正巧砸在了李叔剛剛整理好的海鮮上,李叔因此指責張大爺粗心大意,爭執由此迅速激化。 隨著爭吵升級,雙方的話語愈發激烈,手指指向彼此的攤位,彷彿要將對方的貨物撕扯成碎片。周圍的群眾漸漸圍攏過來,有的竊竊私語,有的試圖勸解。市場的氣氛在一瞬間變得凝重,彷彿一場不見硝煙的戰爭在展開。 爭吵不僅僅是聲音上的衝突,更在空氣中瀰漫出一種濃烈的緊張氣息。張大爺的臉色漲紅,額頭上的汗珠如同大顆的珍珠,滴落在他手中緊握的水果上。他的聲音中帶著憤怒和委屈,那些積壓在心中的不滿似乎在這一刻全然爆發。李叔則在另一邊,臉上掛著一抹堅決的神情,手中的魚鉤在陽光下閃爍出冷冷的光芒。他的語氣中充滿了指責和責難,彷彿要將自己所有的憤怒和不平一股腦兒發洩出來。 議論聲、勸解聲、嘲笑聲交織在一起。每個人的眼神中都流露出對這場糾紛的關注與好奇。那種群體的聲音,像是被風捲起的沙塵,在空氣中漫舞,掩蓋了市場原本應有的喧鬧與活力。 而最終,風波的平息卻是那麼平淡。幾名市場管理人員趕到現場,用溫和卻堅定的語氣勸說兩位攤販冷靜下來。張大爺和李叔在經過一番爭論後,勉強握手言和,雖然臉上依舊帶著不滿的表情,卻已經沒有了剛開始時的激烈與衝動。市場的秩序漸漸恢復,人們重新開始了各自的交易,彷彿這場風波只是平靜日常中的一個小插曲。 我站在人群中,目睹了這一切,心中卻有一種難以言表的感觸。風波不僅僅是表面上的糾紛,它揭示了人性中的脆弱和衝突,也暴露了在利益面前的敏感與緊張。每一個爭吵的背後,或許都有著更深層的故事,那些無法言說的委屈與憤怒,像是被風掀起的波瀾,輕輕地掠過心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痕跡。 市場漸漸恢復了平靜,攤販們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崗位。然而,風波帶來的影響卻深深地留在了每個人的心中。那些平凡的日子,在風波的洗禮下,變得更加真實而深刻。生活中的風波,雖然令人不快,卻也是我們面對挑戰和困難的一部分,它教會我們如何在衝突中尋找解決的智慧,也讓我們在風波中更加理解彼此的情感與處境。 【作家點評/若濤】 文字順暢,修辭成熟。作者通過描寫物件,把場景寫得立體鮮活。如果相同的技巧,也應用在人物上,會讓故事有趣得多。文中關於兩個主角的文字,多止於抽象描述,兩人的互動,都僅用動詞概括。因此有點像一幅細緻的景物畫,而不是富含情節與動感的電影或動畫。最後兩段把寓義道破,也不是一個好的寫法。作者不妨給自己一個挑戰:用故事本身把寓義帶出,而不是直接道破。這樣會讓作品更添餘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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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今年5月13日,加拿大小說家、2013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艾莉絲.孟若(Alice Munro)以92歲高齡過世。約兩個月後的7月7日,女兒斯金納(Andrea Robin Skinner)在《多倫多星報》(Toronto Star)撰文,揭露了孟若的第二任丈夫、地理學家弗雷姆林(Gerald Fremlin)從1976年開始性侵她,當時的她不過9歲。成年以後,25歲的斯金納曾受母親某次談話的啟發,寫信告之童年曾被繼父性侵的遭遇。孟若知情後選擇沉默,甚至認為自己是遭到丈夫背叛的受害者,卻繼續待在丈夫身邊直到他過世。 文章發佈後引起文壇譁然。一部分人無法接受孟若完全拋棄了女兒,認為她沒有盡到母親的責任,因此不應再閱讀她的作品;另一部分人則認為應該進入更幽微的小說與人性的世界,從更復雜的層面去理解或檢視孟若,畢竟孟若的小說從來就不迴避黑暗,她的故事總是充滿生活的兩難。 事件發生,孟若自然有其無法迴避的倫理責任,但回到文學自身——那些作品中攸關性別、心理、權力、身體、小敘事、傷痛與恐懼的探索,若就因為創作者的“敗德”而一筆勾銷,作為文學讀者的我們難道就比較有收穫?對大部分的我們而言,孟若只是一個“路人”,可她的處境卻是我們都可能碰上的考驗。 那麼我們往後該怎麼閱讀孟若、看待孟若?本期【文藝春秋】,小說家賀淑芳就試著給出了她的態度與方式—— “因為現在不是糾正什麼話的準確性的時候。”——〈死亡時刻〉,《快樂影子之舞》,1968年。 “她越陰鬱,越粗鄙,越不堪忍受,他們的玩笑就越多。在這種家庭,他們說你‘敏感’,就是缺點了,正如他們對我媽媽的評價一般。所有的姑姑、堂兄弟姐妹和叔叔伯伯們,對任何針對個人的殘酷、魯莽,早已經鍛鍊得心如鐵石了,甚至似乎自己擁有的瑕疵或者失敗,要是能夠獲得大家笑聲一片,應該倍感驕傲。”——〈重重想像〉,同上,1968年。 “過去的事情,把我也孤立了。任何人但凡知道這件事,都不希望和我有什麼瓜葛。”——〈多維的世界〉,《幸福過了頭》,2009年。 “有一回,你最後一次出來這裡時問我,將來你死後我會有什麼感覺,會不會有罪惡感,我當時告訴你,我一直以為我倆可能永遠無法,像我們本來應該可以的那樣相互親近。雖然當時我們都聊著,你對他人的無法信任,我卻無法告訴你,其實我也一樣有這種感覺,尤其關於你。我很愛你,你越是來接近我,我就越難跟你保持距離,要對你隱瞞那些我不想給你知道的事,也就越痛苦。”——Andrea寫給艾莉絲‧孟若的信件,1992年,刊於《多倫多星報》,2024年。 讀到Andrea的信,開頭毫不保留流露她對母親的仰慕,會忍不住心痛,因為要跟母親說什麼,本來就很困難。我對媒體報導的字眼總有保留,惟有看到那一小段公開貼出來的信件開頭。不禁又想,有些內心的感覺,是新聞報導追求確定效果的策略,接近不了的。 似乎讀到不只一份報導寫,在這之後,重讀艾莉絲‧孟若的小說,將不得不震驚於意義永遠轉變了,破壞不可修復。這要從《公開的秘密》(Open Secret,1994年出版)開始,裡面有一篇小說〈破壞者〉(Vandals),原刊1993年《紐約客》,前一年Andrea寫信向母親坦承自己10歲時被性侵。女兒告訴母親之後的翌年小說就刊登。大家會問:艾莉絲‧孟若怎麼可能還能冷靜地寫作?她竟然可以維護這第二個丈夫,在2005年繼父被審判有罪、緩刑兩年後,她只離開他幾個月,之後就回到他身邊,繼續同住到他八十幾歲去世。拿到諾貝爾獎的2013年,她已經有了失智症,凡事得依賴他。 這篇〈破壞者〉,寫一個年輕女孩9歲時被隔壁鄰居的某個年長男人性侵,很多年後,女孩已經成年,某日接到鄰居女人電話,叫她幫忙看水閥,她答應了,但她進入隔壁老夫婦的家之後,卻展開報復,狠狠毀壞屋裡的每一樣東西。 小說很少筆墨描敘性侵,很隱晦,若讀快了,甚至就會忽略,似有若無。大篇幅的描敘,寫老夫婦,老女人貝亞跟她男人的關係,以及鄰居孩子如何在叢林裡跟老男人學習看植物。小說寫最多的,是女人對他的迷戀,那男人又是如何地自我中心,什麼話能談,什麼話絕不多談,她必須學會他的規則。有一次,他在泳池裡一邊模仿老女人動作,暗地嘲笑她笨醜,一邊偷摸小女孩胯下。老女人心知肚明,卻竟然妒忌小女孩,偷偷跑去女孩的家做了小破壞。 似乎我們閱讀小說必須剋制,不把文本跟作者過度連接在一起。可是,之所以不能全然分割,是因為文學乃是情感的吐絲之物。有些作家可以把它反折變形,讀來只覺得想像力奔馳,像Olga Tokarczuk,但不是每人都能如此。艾莉絲‧孟若也許是藉由虛構安置了自己的生活生命,雖非交代全部。 我要繼續閱讀她的小說。因為我從她小說裡,學到的,看到的女性處境,比任何一個地方要多。在安妮‧艾諾(Annie Ernaux)的《歲月流逝》(The Years)裡開頭有這麼一句引言:“歷史並不獨屬於個體”。對於非歷史的小說而言,這句話也可以延伸成:“個人經驗並不獨屬於自己。”在大歷史框架裡,女性的經驗總是被忽視。因此小說裡裝載的既屬於作家自身,卻也是屬於女性,那在這性別不平等處境中的創傷結晶體。 即使你不是母親,沒有孩子,行為正直良好,自覺沒有罪惡感,但你可能仍然在這父權價值觀為主流的世界裡受苦,這就是為什麼我不會把艾莉絲‧孟若的書丟進垃圾桶。我想不出還會誰像她那樣從這樣的位置寫作。1960年代,她最初寫作時這麼被矮化:一個會從家務事擠出時間來寫小說的家庭主婦,到Andrea出世,配圖照相總是三個女兒和一個母親。她必須以“會寫作的家庭主婦”這身分來亮相,沒有人看重她是個作家。嚴重的性別偏見,可想而知。要剝奪女性作家的authority還不容易,但她還是繼續寫作。 “我想要藏起來,以便我可以專注投入於真正的工作,唯有在工作裡,我才可能真正愛惜那個被疏離的內在自我。”(Miles City, Montana,1985年) 在這篇1985年出版的小說〈蒙他拿城〉裡,一個家庭主婦意識到,她那麼想要專注自己的工作,然而,只要一次注意力稍微離開看別的東西,意外就可能發生。孩子的生與死,簡直像靠運氣來逃過一劫。她還意識到,只要有一個人死了,痛苦以後必然會使她持續不斷地責怪每一個人。 閱讀艾莉絲‧孟若,會感覺到一種極特殊的,讓人驚訝的敲擊震撼感。她並不是特別在結構秩序上經營出色,甚至可說簡直就是鬆散。但是,她記得許多細節,普通人會忘記的,不重要的東西,不管重不重要的,她都會全部記得似的,形成她小說中的特殊質地,雖然是虛構的文本,卻擁有一種比時間流逝過去無從保留的現實,更加真實的感覺。她並沒有把自己造成比實際的更完美或更偉大,她從來不曾說過自己是完美無瑕的女性。她的小說並不教導怎麼才能正確。她寫最多身而為人的感覺,毋寧是各種弱點與缺點。也因為如此,各種細節,人際的、母親照料孩子的、家庭的,窮人的、負債的、逃離長女負擔諸如此類……竟然能在跨境翻譯之後有這麼驚人的相似與普遍性。亞洲區域裡的工人家庭,或者中下層家庭的問題,好像也是這樣,但我們從小在教育中接受的儒家思想、尊老愛幼的價值觀,主張和諧美好,以及讀到的經典現代文學家,多數來自貴族或書香世家。卻很難讓自己辨識出,自己生命經驗中的卑微低俗,如何可能敘述,彷彿這不值得寫似的。 一直到失智之前,像她這樣記憶力與心思細膩繁瑣,無法想像罪惡感怎麼承擔。 1993年刊出的〈破壞者〉,寫到貝亞的慾望,貝亞討厭男朋友的正常、道德、急於合乎主流的社交慾望,偶然認識了某個相反的男人,就特意在衣服裡穿著真絲內衣開車去找他: “她知道這是一種退化,又很討人厭——她真正的想法是,有些女人,像她這樣的女人,可能一直都在追尋一種可以容納自己的瘋狂。如果不是生活在一個男人的瘋狂之中,那麼和他生活在一起又是為了什麼呢?男人們可能會有那種很普通、很平常的瘋狂,比如對某支球隊的熱愛。但這可能還不夠,不夠強大——這種不夠強大的瘋狂只能讓女人發脾氣、不滿足。” 是什麼東西吸引貝亞呢?她去找他時,他在挖泥土種植。 “對貝亞來說,沒有什麼能比眼前這一幕——看著一個男人揮霍體力工作,無視自己的存在,沒有什麼比這個更能讓她熱血沸騰的了。拉德納工作做得很好,身上沒有一點多餘的東西,沒有多餘的贅肉,沒有過剩的精力,當然也沒有精心設計的對白。” 情慾像是從一種受不了的正常、守秩但枯燥無味的日常重複性網羅裡,逃走的路徑。“男人不壞,女人不愛”的原因早已經潛隱在制度語言裡。我們被訓練成,在那圍繞著性,世界就像甜甜圈般構成的秩序密碼裡,我們接受各種以優秀男性為主的價值觀。即使某些特質,對女性本身無益。雖然如此,小說讀來,並不能否定,這裡面有時間沉積下來的關係,他們倆人(貝亞和那男人)都老了,她寫,“夜晚在床上躺靠在一起,胳膊貼胳膊”。 有些毀壞是不能修復的,如同小說裡,當她(貝亞)為了洩憤她竟然偷溜到被侵犯女孩的家,破壞女孩的家時,也破壞女孩的逝世母親留下來的紀念物,一對耳環只剩下一個,關係永遠破壞了。 在Andrea一歲時,1967年,艾莉絲‧孟若出版了《影子舞蹈》,以及小女兒12歲時,1978年出版的《你以為你是誰》,結構嚴謹,行文綿密,段落與段落之間有所控制、節制完成的形式優美。接著,2001年的《恨,友誼,追求,愛情,婚姻》出版前,艾莉絲‧孟若已經知道這事了,可能她安適於Andrea不再追訴的安全感,全書竟然沒見一點心理陰影。然而,在2009年出版的《幸福過了頭》,卻寫得很鬆散,我這裡並不是說,鬆散的寫作方式,就比不上結構嚴密的書寫,不,當然不是。《幸福過了頭》第一篇小說〈多維的世界〉,耐心讀了幾頁後,就感覺有巨大的沉重感壓過來。 事件已經發生過了,原因到底在哪裡?〈多維的世界〉寫一個遭到家暴的女工,每個孩子都被丈夫殺死了,他之所以殺死孩子,是為了懲罰妻子去找一個女性朋友聊天,好讓她後悔。妻子回家,發現每個孩子死了,終於報警。之後,她依舊去探監,每次探望丈夫時的那些描敘,彷彿囚犯也是她。她去探望的囚犯就是她自己。小說中這個囚犯談到一個多維世界,如果世界是多維的,那麼死去的孩子,也可能都還在另一個空間裡活著,有時候他們還會相互碰到。或許她透過這樣的想像在尋找某種解脫的辦法,雖然聽起來不正常,但對於這個世界,正常是什麼意思呢?她反問我們。 “我不是在談什麼‘原諒’,她在自己的腦海裡對桑茲太太說,我永遠不會這麼說,也永遠不會這麼做。 但是,想想吧,我不是和他一樣嗎?過去的事情,把我也孤立了。任何人但凡知道這件事,都不希望和我有什麼瓜葛。對他們來說,我唯一的作用就是讓他們想起他們根本承受不了的事。” 2009年,她患癌時寫的《幸福過了頭》,這真是怵目的字眼,幸福過了頭。我以為沒有女性不喜歡這篇。小說以俄羅斯數學家索菲亞傳記為題。她有個假註冊的丈夫,共產黨員,總想改革社會,但她總覺得這個人優柔寡斷,沒什麼男人氣概,所以她不愛他。索菲亞喜歡另一個,她在瑞典斯德哥摩爾城裡遇見的法學與社會學者。她覺得冬天裡對方的擁抱,可以帶來像父親般的安全感。可是對方只喜歡她小鳥依人,她越擁有成就與自主意識,他就對她越冷淡,終於婚事吿吹了。 冬天索菲亞去德國探望老師,之後,在回去斯德哥爾摩城的途中,由於聽說火車途經的哥本哈根城發生了天花傳染疫病,所以她換路線,兜了大圈,穿過很冷的地區,來到天涯海角。途中她看見一個母親,拖兒帶女,很多孩子,疲倦麻木、心不在焉地做些動作來安撫孩子。她覺得婦女真可憐,根本不可能獲得解放。她在車廂裡遇見的某個男人,也讓她不禁有點遐想,到底是不是有第三種選擇呢,也許不用那麼英雄氣概,只要對方溫柔又會尊重女性。可是所有的這一切,都只是幻象,像索菲亞研究的餘弦光波,“波浪般一圈圈地在車窗玻璃上浮現”,永遠都是旅途中的幻覺。真正要面對的生命實相,是孤獨,事實上,一旦能從對男性的迷戀中解脫,就能豁然開朗。她這麼聰明,看世界、人際,一下子就看到和諧甜美總是表面短暫。然而世界沒有準備好接受像她這樣的人,想要經歷,想要為自己而活,她確實這麼做了。從60年代到90年代之間,她就是在那個貶抑與開放的時代夾層中,極力從拉扯女性身心的各種權力剝離,拼命反彈、反抗,最後卻掉進黑洞的人。 也許,她在現實中沉淪,但在寫作時,卻能浮上來。她的小說並沒有去為父權說話。如她所言,她從來就不是女性主義者。但奇怪她那些鮮明的細節與緩慢淘寫,卻能讓人看得清楚,女性面對的問題,女性必須脫離的幻覺,以及何以人在生命必須面對孤獨與清醒。至少,她的小說,總比許多看似不殺人不見血的浪漫偶像愛情故事,帶來的禍害少得多。我覺得大部分看到的浪漫愛情劇,帶來的腦殘與對男女兩性心靈約束的洗腦,更加可怕得多。 我覺得這件事,確實把女性文學讀者,或者至少是對女性議題的關心者,放在一個尖銳刀刃般難以有滿意答案的地方。 我還是會繼續閱讀她的小說,卻又不是隻是把她當成理解女性處境的工具。我也覺得,Andrea不用原諒她母親。她已經很長時間,一直崇拜著優秀的母親,但等到2004年,從媒體報導裡讀到艾莉絲‧孟若講的,不由得徹底失望。原諒是太難的事,情感有的就是有,沒有的就沒有。 Andrea已經在內心裡做了自己的工作。她不必原諒他們。 如同Lauren Berlant說的,性的力量強大,我們都被它“毀掉了”,“性是對一個人主權的束縛”。在親密關係裡,爭吵、傷害、權力爭奪,經常跟性有關。但在愛與破壞,毀掉防衛邊界之後,卻可能對原初與自我,我們曾經以為哪個東西就是自我,以後就有了不同的發現。 相關文章: 賀淑芳 / 永在的艾麗絲·門羅,親愛的卑微人生 林雪虹/門羅時光 梁靖芬/今時今日讀孟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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