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客氣| 当研究生学费成为“高墙”

星洲日报近日报道，马来西亚理科大学自今年起大幅调整研究生课程学费，本地生与国际生同样面临暴涨，其中部分课程的涨幅甚至超过一倍。这样的消息一出，引起许多教育界人士和有志深造青年的关注，因为它所反映的不仅是单纯的费用问题，更折射出高等教育资源与社会流动的困境。

我对此特别有感。十多年前，我在理大修读公共管理硕士班，当时的学费不过数千令吉。即便是去年，课程总额也还在9000多令吉上下。然而如今，同样的课程竟暴涨到2万3100令吉，涨幅达到惊人的138%。这样的数字，不仅夸张，更让许多想要提升自我的青年却步。对比当年的经验，更能感受到这一波涨价的震撼。

回想当时，我能顺利完成硕士学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奖学金制度的支持。那时候，政府补贴相当可观，大专院校经费也相对充裕。许多人都能申请到“MyBrain”这类专门针对研究生的奖学金，基本上不必为学费过于烦恼。然而随着政府逐年削减拨款，补助逐渐收紧，MyBrain在 2016年一度终止，即便后来有重启，规模和名额也无法与过去相比。这些政策变化，逐步推高了研究生的自付成本，使得深造之路愈加昂贵。

更令人忧虑的是，这波涨价并非仅限于热门或高成本科系，连公共管理这种传统上吸引大量公务员修读的课程也未能幸免。对公务体系而言，持续进修与专业提升不只是个人选项，更是国家治理质量的关键。如果连公共管理的学费都涨到这样的高度，无疑会打击许多公务员报读的意愿。长远来看，这等于阻断了公共服务体系强化专业能力的管道，削弱了政策执行与行政效率的改善空间。

诚然，国际学生学费提高并非难以理解。毕竟他们所需的行政与语言支援、签证与设施维护，都可能带来额外成本。许多国际大学也会透过较高的外籍生学费来平衡收支。但问题在于，本地学生的学费不应该以如此猛烈的方式同步拉升。大学既然肩负着培育国内人才的责任，就应在保障本地教育公平与可负担性之间拿捏平衡，而不是将经济压力全面转嫁给学生与家庭。

更何况，当前的社会已经陷入“学历通膨”现象。大学本科几乎成为基本标配，若要在职场中获得晋升或在专业领域更上一层楼，攻读研究生学位往往被视为必要选择。可是，当这条路变得越来越昂贵，就等于让社会阶层进一步固化。富裕家庭的子女仍能负担高额学费，继续累积竞争优势；经济能力有限的青年却可能因学费望而却步，被迫放弃原本能改变人生轨迹的机会。这种不均衡，最终只会扩大社会不平等。

其实，大学并非只能靠调高学费来维持营运与发展。世界上许多大学已经开拓新的方向，例如专门为乐龄人士设计学位或课程，让退休或半退休群体也能在晚年持续学习。这类课程不仅能为大学创造额外收入，也能增进社会整体的终身学习风气。年长学员进入校园，不仅丰富了学习社群的多样性，也能在跨世代的交流中带来意想不到的启发。这些创新做法，显然比一味调高本地生学费更具建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