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社区 记录烟火气 文化地图 细品 地方故事



(槟城16日讯)线上地图弹指间即可指明去路,我们还需要其他的地图吗?
翻阅一份文化地图,可以让外乡人迅速地掌握一个地方的轮廓,对其历史与人文有多一层认识,为想要深度旅游的游客提供一个观看地方的角度。线上地图办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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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地图重视地方社区故事
不过,文化地图并不是为了服务游客而存在,必吃美食、打卡景点都不是“主角”,甚至不会出现。“主角”是地方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人的生活。
“地方的名产、美食上网就能搜索到了,不会优先被纳入文化地图当中。文化地图不以旅游为导向,而是一个地方社区以它期待被看见的方式,带出它的故事、特性、文化和历史。”
文化地图打开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三大面向:绘制者立足于“现在”,标记(或诠释)这个地方的过去以及延续至今的种种。这些标记将为地方的发展留下证据,也可以成为规划和想象一个城镇未来的依据。

曾玉萍:需当地人共同参与描绘
跟普查和书写历史不同,文化地图需要“此时此地”的居民共同参与描绘。
槟城社区艺术教育组织(Arts-ED)执行长曾玉萍说,绘制文化地图需要回顾文献、采集资料还得口述历史,聆听当地人的故事,把它汇整在特定的主题下,进而用视觉化的方式呈现。
“作为执行计划的非政府组织,我们所知甚少。第一步是去咖啡店、宗教场所跟当地人闲聊、收风,而不是坐在冷气房绘图。”
借由居民视角认识地方社区
曾玉萍接受星洲日报《大北马》社区报访问时说,绘制文化地图的可贵之处,在于发动在地的居民参与,借由他们的观点带大家认识一个地方。这个过程该是由下而上的运作,居民才是真正的主导者,而不是由官方、外来的非政府组织或是学者来决定,哪些才是当地的文化遗产。
“每当我们走进一个地方,都会先问当地人:怎么看待文化古迹?希望这地方怎样被记录?”

今年6月推介的《探索高渊瑰宝》三语手册,即是当地居民在Arts-ED的引导和协调下,共同协作的成果。过程中,当地社区也经历了一趟“重新自我认识”的旅程,而不同社群也因为这次共同的协作而有了更深入的互动。
这项“高渊文化遗产计划”是由Think City透过“威省小镇基金”赞助。耗时约8个月完成,期间有超过60名不同背景和社群的居民代表参与,分别来自各族群、橡胶园、渔业、港口等各行业及社团代表。

郑福锖:乐见编成教材 增强地方认同

高渊广福宫主席拿督郑福锖(62岁)是参与计划的地方领袖之一。他对此感到新鲜,在参与居民代表会议时,才发现高渊原来有一个已被宪报为森林保护区的红树林教育中心。
他更感叹土生土长的他对此地的认识仍不全面。但更令他感到兴奋的是,他的家乡终于被看见。他说,高渊处于槟州南端的小镇,但曾经是繁忙的港口,有丰富的历史,不该被遗忘。可惜的是,很多当地的年轻人对当地的认识也不深。他希望份记录可以当作认识地方的教材,强化当地人对地方的认同感。
另外,他对于不同社群代表能坐在一起讨论哪一些应该被标记,提出哪些被遗漏的过程很有意思。虽然这里有着多元族群,但基于居住的地理位置分散,导致特定族群之间鲜少来往,所以这种经验很难得。

他说,原本以种植甘蔗、油棕、橡胶、稻米、渔业为主要经济来源的高渊,近10年逐渐转向工业发展,本地人口和就业机会增加,地方迎来巨大的变化。在这个时候,文化地图计划也显得别具意义。
文化地图不专属于任何人
属各社群代表商榷结果
一份文化地图它并“不专属于谁(特定群体或人士)”,也不能让各方完全满意,它只是各社群代表共同商讨出来的结果。
高渊文化地图项目协调员陈芷巧说,高渊的文献记录少,需要口述历史采集,查核各方说法,协调居民代表出席会议也颇耗工夫。但热心的居民告诉团队很多故事、指引线索,也献出资料和照片。

整合各方诠释与观点具挑战
她说,制作文化地图难免会带有一定的观点出发,并且涉及诠释。她坦言,这份地图不能说具有“全面”的代表性,作为协调者,该组织采纳的只涵盖了愿意参与者的看法。比较挑战的是,要如何整合不同社群代表的看法,哪些该纳入,哪些又该舍弃?
曾玉萍补充,绘制文化地图是以宏观视野,把“一个人”或“一个社群”的故事放到平面来看,算是一个相对平等的工具,让当地的居民去识别、讨论和选出哪一些元素要被标记和记载。
这过程不一定非常顺利,也许充满争论。但她强调,作为协调者要充做不同社群的桥梁,社群A的看法和异议,都一定要被B社群听见,反之亦然。最终采纳的,必然是经过商议,大家同意的版本。


辨识和保存过去珍贵遗产
绘制文化地图(Cultural Mapping)可以辨识和保存过去留下的珍贵遗产。曾玉萍把它视为“动词”,除了面向过去,对一个地方或当地人带来影响,也该具有延续性。
20多年前,Arts-ED开始带领学生在乔治市记录传统行业,也跟非政府组织、文史工作者、居民等携手完成以建筑结构、宗教场所和巴刹为主题的文化地图,也受邀到玲珑(Lenggong)执行类似项目。
2002年,该组织走入浮罗山背,带领学生绘制文化地图。这个计划以艺术教育为目的,参与者包括研究员、大学生、浮罗山背的中学和小学生,用3年制成地图,5年制成社区报,还做了展览。
绘制浮罗山背首份完整地图
这个以教育为初衷的计划,却促成了浮罗山背第一份相对完整的地图,后来也被旅游局采用和印制,作为浮罗山背的自助旅游地图。
曾玉萍回顾当初选择浮罗山背是,是因为该组织预见政府宣布要兴建槟城第二大桥后,当地发展也将迎来迅速的变化。所以,希望趁着珍贵的文化遗产被发展洪流带走前,先记录下来。
她说,其后,浮罗山背也陆续出现各种版本的地图,有的是民宿业者或商家推出,介绍特定的景点或产品。她乐见民间和商家自发绘制地图,因为没有一个版本的地图可以自居“正宗”,可以引起效应和关注是好事。
“非政府组织只是协调者,如果当地人愿意继续讲自己的故事,未来不一定需要我们的介入。”



记录地方现状与变迁
文化地图也是“证据”
曾玉萍说,文化地图也是一份“证据”,记录地方的现状和改变,除了主题式地图,还能制作议题式地图。她举例,曾经流传的沙巴非法伐木地图,内容标记了非法伐木活动,哪些公司在哪里伐木的证据一览无遗。
她说,推动一个地方的文化发展,就如制作文化地图,需要不断创新才能注入新活力,更重要的是离不开“人”。她提及,乔治市面临原居民迁移,城市老化的问题,是一个值得用制图来回应现况,引发共同思考的议题。


另一方面,地图还能“绘制未来”,例如由地方居民想象一个未来的50年,会变成什么样?
绘制文化地图最终的目标并不只是为了完成一份地图,让地方被看见而已。它也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让参与的社区借此重新自我认识,标示出此地的文化特征、社区关系和历史。面向未来,它也可以作为官方、规划人员或社区解决实际问题,例如城市规划、文化保存等的珍贵资源。绘制者,甚至还能用地图来思考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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