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富美：把学生权益放首位　学校须打造安全环境 

需严正看待性骚扰 

郭富美说，性骚扰或性暴力的发生跟权力有关。加害者对受害者施加的暴力，不单单是为了性方面的满足，其本质是加害者对受害者的“控制”，透过掌控感获得满足。如果是老师对学生做的事，那么，前者是利用了两人不对等的权力与后者的信任剥削对方。

“要防治性暴力，不能忽视性骚扰。以往大家谈及性暴力，总是想到性侵、强暴，但其实性骚扰的发生也需严正看待。一些严重的性侵犯，也许是从性玩笑、触碰这些侵犯他人身体自主权的小动作开始，如果不被制止，可能越来越放肆。”

未成年者要辨识和揭露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性骚扰或猥亵事件，实在不容易。她说，特别是年幼的儿童，如6至8岁的孩童被猥亵，也许当时觉得不舒服，却不太清楚自己是被侵犯，直到后来上了性教育课，才意识到当年受到伤害。

有些小孩则是因为不太懂得表达，而被成人看作是小孩顽皮、乱讲话，所以发生在小孩身上的事也无从被揭露。

她说，一些小孩会因为自己遭遇到这种事而感到自责，认为“是我不好”。这些伤害往往随着受害者长大成人。有研究显示，性暴力的受害者从事发，一直到首次揭露童年时期生在自己身上的性暴力事件，长达23.9年的时间。

首先要评估环境是否安全

“在这漫长的年月，受害者通常会反复经历自我怀疑、责怪等多种复杂的情绪，直到确认自己的遭遇为止。通常年纪越小遭遇到性暴力的人，创伤越大。这些伤害跟着受害者长大成人，不仅破坏了受害者的人际信任，也带来焦虑、害怕与自责等多种情绪困扰。”

她以20岁女生的个案为例，说明童年遭遇的性暴力对个人的身深远影响。这名女生经常投诉遭男同学性骚扰，经调查发现是无意的触碰，辅导后结露了她童年曾被邻居性侵犯的遭遇。

“她小时候处于混淆的状态，对本身的遭遇感到困惑，又不敢说出来。成年后，家人跟那个邻居的关系仍很好，还经常要求她到那里串门子，但这举动令她惊慌、抗拒。父母却不了解为什么她总是逃避到邻居家聚会。”

郭富美说，父母在不了解女儿遭遇的情况下，曾经说邻居很疼女儿，对她很好，不解为何女儿如此抗拒，这都让女儿感到很愤怒、受伤。经当事人的同意后，辅导员告知父母，他们知道后很自责，同时也才逐渐理解女儿为何情绪不稳定，总是很难跟人建立关系。

“在这个案里，让女生发现其实父母是听得进去的，是正向的发展。”

她说，直到父母知道女生的遭遇，不再要求女生到邻居家，女生才算处于安全的环境。

她说，面对严重的个案，总是先做危机处理，辅导绝对是在安全的环境才进行。辅导是一个重新建设心理，走向复原的过程，不是在危急时刻的首要任务。

“首先要评估环境是否安全，确认伤害他/她的环境还在吗？若果是家庭内性侵，就带到安全的地方。如果加害者是父亲或继父这种关系，通常会很棘手，因为受害者每天都要面对加害者，这时就会需要公权力的介入，例如报警或向福利局投报。”

辅导员不足须加强

郭富美也是新纪元大学学院心理辅导系助理教授兼系主任，她认为，要应付复杂的性暴力事件，现有的校园辅导机制有所不足，一方面是辅导员和学生人数的比例问题，另一方面则受限于辅导的专业领域。

“教育部的辅导员及学生比例是250人对1人，实际上，单是一个个案就需要忙很多天。”

她说，遭遇性暴力的创伤型个案，需要交给具备相关训练的专业辅导员处理，就好比医生有专科，在辅导领域也一样。因此，在面对这类个案，都需要转介到有关专业处理，而目前校园的辅导资源并不足以应对性暴力的创伤个案，相关专业训练有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