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檳城26日訊)“提高女性參政率”的目標並非新鮮事,無論是政府或政黨設下的30%女性參與決策、議員、候選人的比例,多年來仍舊是遙遠的目標,進程緩慢。
非政府組織認為透過修訂法令,強制落實配額制勢在必行,唯有如此才能加快提高女性參政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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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推動女性的政治平等的非政府組織雪蘭莪社區自強協會(EMPOWER)聯合3大聯盟,即性別平等聯合行動聯盟(JAG)、改革平臺(CSO Platform for Reform)及淨選盟(BERSIH)倡議“PROJEK30%”項目,放眼在第16屆大選前落實2大目標:
(一)各政黨委派至少30%女性候選人競選國會及州議席;(二)立法強制政黨派出至少30%女性候選人參選國、州議席。
艾曼阿蒂拉:應修法 給獎掖
我國政府早在2006年的第9大馬計劃中,就已列出提高公共領域女性決策層佔比30%的目標。2009年進一步擬定《婦女發展行動方案》,定下州議會、國會上、下議院實現至少有30%女性配額的目標。
將近20年過去了,女性參政人數雖逐步提高,但是與目標還有一段距離。
近期,希盟婦女組主席兼雪邦國會議員拿督艾曼阿蒂拉呼籲政府修法,提出比例代表制、給予委派至少30%女性候選人的政黨特別獎掖等建議。她也是房屋及地方政府發展部副部長。此番言論再次引起大家對這項課題的關注。
婦女醒覺中心(WCC)是性別平等聯合行動聯盟的成員之一。WCC運營負責人鍾詠儀向《大北馬》社區報說明為何需要女性參政30%配額,我國女性參政的現況及障礙,也參照其他國家的經驗。
柔女州議員比例最高
我國目前無論是政黨委派的候選人,或是中選的國、州議員女性比例皆尚未達致30%目標,就全國的平均佔比來說也沒有達到目標的一半。
女性候選人的比例,與中選為議員的女性比例差不多。
各政黨在第15屆大選總共派出945名候選人,其中127人是女性,佔13.4%;同時期436名競選玻璃市、霹靂和彭亨州議席以及沙巴布加雅州席補選的候選人當中,女性佔60人,僅13.76%。
2023年的6州(森美蘭、雪蘭莪、檳城、吉打、吉蘭丹和登嘉樓)州選,總共有570名候選人競選,女性平均佔71人,僅12.45%。委派最多女性候選人的希盟也未能達標,138名候選人中女性佔26人,國陣派108名候選人女性佔12人,國盟派245名候選人女性佔19人。
第15屆全國大選和去年6州州選後,女性國會議員比例佔222位議員的13.5%。全國平均州議員的女性佔比是12%,比例最高的柔佛(26.8%)也沒有30%,而比例最低的是登嘉樓(3.1%)。
配額制可改變生態
“配額制是調整男女不平等的暫時性工具,不是永久的措施,目的是為整個生態帶來改變。”
她說,“PROJEK30%”的目標是各黨在來屆大選委派至少30%女性候選人。儘管這些候選人不一定會全都中選為議員,卻是有意義的起步。
“此項目由EMPOWER主導,該組織相信性別平等是實現正義和民主的前提。除了推動女性的政治平等,也跟來自不同社區的女性與青年合作,培養女性的領導潛力,拆解不平等的權力結構。”
她說,政黨派不同性別、宗教和種族背景的候選人,才能讓多元社會各群體的需求被看見。即便是女性候選人,也不是指向單一的群體,她們可能學歷不同,背景各異。
她相信由政府和政黨開始提高女性代表參與決策,可以給整個社會或社團帶來連鎖效應,激發更多女性參與決策。
政黨應打破女性刻板角色
“女性要求30%候選人配額,你們真的有足夠的人選嗎?”
這種論調總是一再重複,但社會缺的不是有能力的女性領袖,而是平等的機會。而上述論調亦是構成這種不平等的導因之一。
鍾詠儀說,女性參政需要跨越的障礙比男性多好幾倍,國家和政黨需要有強大的政治意願,才能成功提高女性參政率。雖然,30%女性配額的目標經常被提及,但卻沒有推出相應的機制來落實。
“政黨領導層主要由男性主宰,女性一般都參與臂膀組織,大多數在黨內扮演的是刻板的角色。男性被視為有能力的主導者,女黨員大多負責後勤及文書工作等,最終決策權還是握在男性領袖手中。”
她認為政黨有義務改變政黨的文化,打破女性的刻板角色,從基層開始為女性提供培訓和更多機會。
鍾詠儀:男女起跑點不平等
鍾詠儀說,女性參政的障礙源自跟男性不平等的起跑點,沒有足夠的資源跟男性公平競爭。這終歸是社會的性別不平等所致。我國的性別差距在全球146個國家中排名第134位,落後菲律賓、新加坡、泰國等周邊國家。
我國在《2024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中“教育成就”中得分高,排名第1,在“健康和生存”排第80,“經濟參與和機會”排第102,而“政治賦權”的分數極低,排第134位。
勞動力參與方面,我國男性勞動力參與比女性高,收入也跟女性有很大的差距。根據2022年統計局有關勞動力的報告顯示,男性佔81.9%,女性只有55.8%;男性每100令吉收入,女性只賺66令吉67仙。勞動參與和收入意味資源,而資源的差距讓女性難以投入需要擁有一定資源的政治領域。
“女性揹負傳統性別角色的枷鎖,參政可能會被質疑是否可以兼顧家庭、育兒的責任;相反的,若男性投入政治,一般上不會以同樣的問題來質疑他。”
她說,當女性站出來競選,大家的關注點往往放在她的外表,而不是她的專長、技能與能力,這是對女性的間接歧視。
盼男議員推動性別平等
因為性別差距大,女性更需要積極參與政治。
鍾詠儀說,女性在決策層的人數少,關於女性的議題的能見度也會比較低。女性參與決策能讓男性觀點忽略的議題被看見,從而制定對女性比較友善的政策。
“有研究顯示,一個決策機構中的女性比例若有30%,就會讓女性的職場待遇、教育、公共衛生福利、經濟地位等各領域的議題受到關注。雖然無法立竿見影,但整個生態會逐漸地被改變。”
她說,我國的家庭暴力法推動10多年,反性騷擾法則推了20多年,提高女性參政率也是漫漫長路。她希望男性議員一起挑戰社會性別偏見,推動性別平等政策。
需政府政黨與社會支持
參照外國的的例子,提高女性參政率有多種落實方法。墨西哥在1990年代開始立法規定女性國會議員比例需超過15%的配合,該國女性議員比例在2018年已佔半數,2024年出現了首位女性總統。
“墨西哥最初是以納入憲法的方式落實,後來過渡為完善的制度,也連帶推進該國女性在各領域的地位。”
她說,非洲的塞內加爾以頒佈平等法的方式落實,賦予國家政治選舉委員會權力,拒絕不符合女性代表配額的單位提名。有的國家則是以“平等法”規定女性候選人配額。
“東帝汶以選舉法落實,在2006年規定政黨候選人名單至少25%女性,2011年配額提高至33%。該國的選舉制度跟我國的不同,是依據政黨得票百分比來分配席位。”
無論採用哪一種方式,都需要靠政府及政黨的政治意願,並且獲得社會大眾的支持,才能在女性參政的路上向前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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