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城26日讯)“提高女性参政率”的目标并非新鲜事,无论是政府或政党设下的30%女性参与决策、议员、候选人的比例,多年来仍旧是遥远的目标,进程缓慢。
非政府组织认为透过修订法令,强制落实配额制势在必行,唯有如此才能加快提高女性参政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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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推动女性的政治平等的非政府组织雪兰莪社区自强协会(EMPOWER)联合3大联盟,即性别平等联合行动联盟(JAG)、改革平台(CSO Platform for Reform)及净选盟(BERSIH)倡议“PROJEK30%”项目,放眼在第16届大选前落实2大目标:
(一)各政党委派至少30%女性候选人竞选国会及州议席;(二)立法强制政党派出至少30%女性候选人参选国、州议席。
艾曼阿蒂拉:应修法 给奖掖
我国政府早在2006年的第9大马计划中,就已列出提高公共领域女性决策层占比30%的目标。2009年进一步拟定《妇女发展行动方案》,定下州议会、国会上、下议院实现至少有30%女性配额的目标。
将近20年过去了,女性参政人数虽逐步提高,但是与目标还有一段距离。
近期,希盟妇女组主席兼雪邦国会议员拿督艾曼阿蒂拉呼吁政府修法,提出比例代表制、给予委派至少30%女性候选人的政党特别奖掖等建议。她也是房屋及地方政府发展部副部长。此番言论再次引起大家对这项课题的关注。
妇女醒觉中心(WCC)是性别平等联合行动联盟的成员之一。WCC运营负责人锺咏仪向《大北马》社区报说明为何需要女性参政30%配额,我国女性参政的现况及障碍,也参照其他国家的经验。
柔女州议员比例最高
我国目前无论是政党委派的候选人,或是中选的国、州议员女性比例皆尚未达致30%目标,就全国的平均占比来说也没有达到目标的一半。
女性候选人的比例,与中选为议员的女性比例差不多。
各政党在第15届大选总共派出945名候选人,其中127人是女性,占13.4%;同时期436名竞选玻璃市、霹雳和彭亨州议席以及沙巴布加雅州席补选的候选人当中,女性占60人,仅13.76%。
2023年的6州(森美兰、雪兰莪、槟城、吉打、吉兰丹和登嘉楼)州选,总共有570名候选人竞选,女性平均占71人,仅12.45%。委派最多女性候选人的希盟也未能达标,138名候选人中女性占26人,国阵派108名候选人女性占12人,国盟派245名候选人女性占19人。
第15届全国大选和去年6州州选后,女性国会议员比例占222位议员的13.5%。全国平均州议员的女性占比是12%,比例最高的柔佛(26.8%)也没有30%,而比例最低的是登嘉楼(3.1%)。
配额制可改变生态
“配额制是调整男女不平等的暂时性工具,不是永久的措施,目的是为整个生态带来改变。”
她说,“PROJEK30%”的目标是各党在来届大选委派至少30%女性候选人。尽管这些候选人不一定会全都中选为议员,却是有意义的起步。
“此项目由EMPOWER主导,该组织相信性别平等是实现正义和民主的前提。除了推动女性的政治平等,也跟来自不同社区的女性与青年合作,培养女性的领导潜力,拆解不平等的权力结构。”
她说,政党派不同性别、宗教和种族背景的候选人,才能让多元社会各群体的需求被看见。即便是女性候选人,也不是指向单一的群体,她们可能学历不同,背景各异。
她相信由政府和政党开始提高女性代表参与决策,可以给整个社会或社团带来连锁效应,激发更多女性参与决策。
政党应打破女性刻板角色
“女性要求30%候选人配额,你们真的有足够的人选吗?”
这种论调总是一再重复,但社会缺的不是有能力的女性领袖,而是平等的机会。而上述论调亦是构成这种不平等的导因之一。
锺咏仪说,女性参政需要跨越的障碍比男性多好几倍,国家和政党需要有强大的政治意愿,才能成功提高女性参政率。虽然,30%女性配额的目标经常被提及,但却没有推出相应的机制来落实。
“政党领导层主要由男性主宰,女性一般都参与臂膀组织,大多数在党内扮演的是刻板的角色。男性被视为有能力的主导者,女党员大多负责后勤及文书工作等,最终决策权还是握在男性领袖手中。”
她认为政党有义务改变政党的文化,打破女性的刻板角色,从基层开始为女性提供培训和更多机会。
锺詠仪:男女起跑点不平等
锺咏仪说,女性参政的障碍源自跟男性不平等的起跑点,没有足够的资源跟男性公平竞争。这终归是社会的性别不平等所致。我国的性别差距在全球146个国家中排名第134位,落后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等周边国家。
我国在《2024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教育成就”中得分高,排名第1,在“健康和生存”排第80,“经济参与和机会”排第102,而“政治赋权”的分数极低,排第134位。
劳动力参与方面,我国男性劳动力参与比女性高,收入也跟女性有很大的差距。根据2022年统计局有关劳动力的报告显示,男性占81.9%,女性只有55.8%;男性每100令吉收入,女性只赚66令吉67仙。劳动参与和收入意味资源,而资源的差距让女性难以投入需要拥有一定资源的政治领域。
“女性背负传统性别角色的枷锁,参政可能会被质疑是否可以兼顾家庭、育儿的责任;相反的,若男性投入政治,一般上不会以同样的问题来质疑他。”
她说,当女性站出来竞选,大家的关注点往往放在她的外表,而不是她的专长、技能与能力,这是对女性的间接歧视。
盼男议员推动性别平等
因为性别差距大,女性更需要积极参与政治。
锺咏仪说,女性在决策层的人数少,关于女性的议题的能见度也会比较低。女性参与决策能让男性观点忽略的议题被看见,从而制定对女性比较友善的政策。
“有研究显示,一个决策机构中的女性比例若有30%,就会让女性的职场待遇、教育、公共卫生福利、经济地位等各领域的议题受到关注。虽然无法立竿见影,但整个生态会逐渐地被改变。”
她说,我国的家庭暴力法推动10多年,反性骚扰法则推了20多年,提高女性参政率也是漫漫长路。她希望男性议员一起挑战社会性别偏见,推动性别平等政策。
需政府政党与社会支持
参照外国的的例子,提高女性参政率有多种落实方法。墨西哥在1990年代开始立法规定女性国会议员比例需超过15%的配合,该国女性议员比例在2018年已占半数,2024年出现了首位女性总统。
“墨西哥最初是以纳入宪法的方式落实,后来过渡为完善的制度,也连带推进该国女性在各领域的地位。”
她说,非洲的塞内加尔以颁布平等法的方式落实,赋予国家政治选举委员会权力,拒绝不符合女性代表配额的单位提名。有的国家则是以“平等法”规定女性候选人配额。
“东帝汶以选举法落实,在2006年规定政党候选人名单至少25%女性,2011年配额提高至33%。该国的选举制度跟我国的不同,是依据政党得票百分比来分配席位。”
无论采用哪一种方式,都需要靠政府及政党的政治意愿,并且获得社会大众的支持,才能在女性参政的路上向前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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