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之言 | 周新才 – 那一年，我炒了报馆鱿鱼！

呈交辞职信之日是4月杪的发薪日，次日五一劳动节，五二我便“离乡背井”由槟城移居双溪大年工作。

工作没多久，吉隆坡的老总到槟城办事处会见北马区同事。老总很直率的对我们说：“报馆是文化工作，要赚大钱不要留在报馆！”

有广告员工作经验的我心里嗤之以鼻！

在报馆当广告员，或在小地方办事处当可以大肆招广告的记者，可以赚大钱。如果自鸣清高，只做写文章得罪人不招徕广告的记者，如后期的我，很难靠报馆赚大钱。

报馆举办年宴的日子回报馆总社，公司停车场排满的名车车主，几乎都是有招徕广告的同事。

我在双溪大年当了1年记者，原本不想再招广告，见到本报没招的广告都给外报招了，最后决定“重操旧业”，眼看手上广告营业额日益增加，而每月所得的新闻照片津贴比我基薪还多，报馆调我回槟城，我还是毅然回家乡工作。

过去各报的派系斗争，大多出于编采部和营业部意识形态的楚河汉界。

办报是一门生意，须靠巨额的广告收入，才能维持企业生存。可是报馆也是文化机构，须顾及新闻的公正与自由，以及公众知的权益。

若一个广告金主发生丑闻，报馆要怎么做？

比如，有一年一群金主在夜店吃摇头丸被捕，本报的选择是新闻照登。这显示本报的文化事业不向金主妥协，我在这个可以快意直书的岗位工作了卅年，直到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