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城10日讯)曾自杀不遂的李先生认为,身边人最没用的安慰话,就是“不要想太多,看开一点就没事了”;最有用的话是“我在这里”,或是纯粹地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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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世界预防自杀日“展现行动,创造希望”分享会上说,他早前申请当实习医生,准备上班前得了水痘,延迟2周才上班,但同期同学已经过各种训练,他还是新兵跟不上进度。
李先生:不敢倾诉自我承受
李先生说,他觉得不适应,后来犯错了,他用了更多时间来审查工作避免重犯,导致精神不济,压力越来越大。
“我一大早就出门上班,最迟一个回家,从早到晚都没看到太阳,身心灵都很累。”
他母亲有忧郁症,他不敢向家人倾诉,只能告诉前女友,但之后反悔了,他觉得很愧疚,渐渐地也自己承受所有问题。
“我一直觉得自己很没用,这念头一直在脑海里循环,很难理智地分析问题,终于,我来到生命十字路口,我也选择了自杀。”
他获救后,家人很愤怒地责备他问为何要自杀,但事情过去后,他们也没有怨言,一直陪伴他走下去。
学会奖励自己
他接受专业心理辅导,也吃药控制情绪,自己练习处理情绪,每日设定小目标,如早上起身后折被单,或记录生活“小确幸”。
他目前已经学会应对压力,工作回家会吃巧克力来奖励自己,有空时会去钓鱼和看电影。
Rachael:不取悦任何人
感恩弟弟让我领悟
自杀者遗属Rachael说,弟弟因为原生家庭的不开心,加上职场被霸凌而自杀,虽然她很痛苦,但也感恩弟弟,让她看事情更透彻,决定不取悦任何人。
她说,父母冀望弟弟当工程师,所以背负家庭期望的弟弟出社会后,也到自己不喜欢的工作环境上班,但期间遇到同事的刁难和霸凌,工作压力很大,一直都睡不好。
后来弟弟自称要去德国公干,并将宠物狗送给人;之后在她婚宴上,弟弟表情很不开心。
后来弟弟跟她坦承曾经自杀,她才惊觉弟弟出事情,她也带弟弟看医生,但弟弟最后还是轻生了。
她和父母对弟弟做傻事都很愤怒,责怪他用这种方式来伤害家人,让家里“红事变白事”。
分享故事疗愈自己
Rachael当时想找朋友倾诉,但朋友知道她情绪很负面,都不敢邀约,所以只能跟家人一起面对这悲伤事。
“我妈妈寻求宗教救赎,爸爸有忧郁症,我们都陪伴爸爸度过这一切。”
她说,原本父母都不喜欢她到处分享弟弟的经历,但经过10年的分享,讲着讲着也变成了分享故事,也疗愈了自己。
她和弟弟同样来自原生家庭,她发现若家人不开心,一家人也都会不开心,她生孩子后回到职场,也面对同事的霸凌,她因此感受到弟弟的感受,她也做出让自己开心的决定。
“原生家庭让你不开心,我想要逃离,创造新和开心的家庭,感恩弟弟让我领悟更多,三观也变得不一样。”
丘淑霖:别人小事自己大事
花10个月调适精神压力
主持人兼电台直播丘淑霖说,在冠病疫情初期,大家还没开始打疫苗,她全家人都确诊,父亲也因此去世,她经历了长达10个月的精神压力才找到调适方法,慢慢地走出精神压抑。
她说,以前工作时身边人都在上课程班增进自己,但她只对精神及心理健康辅导课程感兴趣,原来生命冥冥中自有安排。
她经历过精神疾病,当时很想找懂自己的人聊天,因此她很佩服李先生和Rachael愿意站出来分享故事。
她也说,一些压力问题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只是一块小石头,但对于有精神压力的人来说,那可能是千斤重的巨石。
陈翠燕:不用解决方案
精神病患者仅需倾听
《爱生命》自杀防治协会主席陈翠燕说,由于社会对男性较为期待,所以当男性遇到问题时都不敢说出口,她希望大家要去察觉家庭的男性成员,是否出现情绪或行为的转变。
她说,有精神疾病的人仅需要有人提供耳朵倾听,不需要解决问题的方案。
“他们需要的是同理,而不是判断或给答。”
她补充,对于自杀遗属,家人互相扶持和陪伴很重要,一起分担悲伤情绪。
出席者尚有该协会副主席郑友耀、工委会主席郑镒智及槟华堂青年团秘书颜明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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