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居檳城的日本人約有3000名,其中過半是第二家園計劃的移居者;其實,日本人早在戰前的十九世紀就已經踏足檳榔嶼。
日本街、日本橫街(Lebuh Cintra)和日本新路(Lorong Kampung Malabar)的路名都是始於1880年陸續在喬治市落腳的日本人,留下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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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日本處於明治天皇統治時期,國內迅速工業化,面臨人口過剩、經濟問題,同時受到南進論等因素影響。日本人開始結群到世界各地包括南洋。英殖民時期的檳城港口繁盛,1890年至1920年間,到檳城的日本人有超過一半是來自貧困的九州島原和天草。
梁超明:日本人娛樂業最興旺
檳城導遊公會主席兼歷史研究員梁超明說,日本人1880年起在檳城從事的行業中,娛樂業是最為興旺的其中之一。娛樂業涵蓋性交易、電影院和照相館。
“藝妓和娼妓的圖像在檳城舊明信片十分常見,可謂相當有代表性。”
檳城是許多水手和商人停靠的港口城市,性服務成了一門火紅的生意,港口不遠的地區形成紅燈區。除了以日本人妓院為主的日本街和日本橫街,與之交叉的新街則有華人娼妓。
1910年統計207日本人過半當娼
在日本橫街和周邊的紅燈區有超過20家日本人妓院。據1910年的統計,207名在檳城的日本人當中,有超過一半,即126人是娼妓。
她們被稱為Karayuki-San,按字面義是指“唐行之人”,即前往唐朝(中國)的人。當時日本人遠行就是去唐朝。後來演變為專指到南洋賣身的女子,也有“南洋姐”之稱。
“她們大部分是被人口販子拐騙到南洋賣身,拼命賺錢還債,把錢匯回鄉,為日本經濟做出貢獻。但在她們回到日本後,卻遭到歧視和唾棄。有的則因為感到羞愧而不敢回去,死後被葬在比南利路的日本人墳墓。”
位於日本九州島原市天如塔見證了這段歷史。那是一名日本僧人在1906年途經東南亞前往印度時,受南洋姐之託,把捐款帶回島原建造塔寺。從石柱可見到捐贈者的名字、金額和工作地“檳城”。
英殖民政府於1920年取締妓院,娼妓活動轉為地下化。據說,當時妓院留下的痕跡,仍可從建築的窗子辨識出來。妓院的窗改裝得特別大,以便妓女透過窗口招客。不過,經過大部分都被整修過的店屋,似乎越來越難找到有關痕跡。
“檳城日本人的故事”4場次
檳城導遊協會(PTGA)和馬日協會(Malaysian Japanese Society)聯辦“檳城日本人的故事”講課與導覽活動,共舉辦中、日、英文共4個場次,為大家介紹戰前日本人在檳城的活動和居住地。此活動獲得喬治市世遺機構(GTWHI)支持。
主講人梁超明帶領參與者到日本街、日本橫街、日本新路、牛幹冬和檳榔律,尋找戰前日本人的足跡。
他說,“Lebuh Cintra”從牛幹冬到新街的路段屬於日本人比較早期的落腳處,所以該稱為“日本街”,而不是“日本橫街”。“橫街”指小路,從新街至汕頭街那段才應該稱為“日本橫街”,因為那是日本人比較後期的活動延伸之處。
Osakaya雜貨店受歡迎
走在日本橫街,仍可以見到一些西藥行、理髮院。梁超明說,日本人在那裡開西藥行賣的藥比洋人賣的便宜。除此之外,檳榔律門牌230和232號(現錫克廟旁)有一家賣日本貨的Osakaya雜貨店,是人們採買日本貨的商店,相當受歡迎,當時的日本貨以便宜著稱。
“日本人也在檳城經營牙醫和一般診所、酒店、旅館、戲院、照相館等。從1920年起第二波到馬來半島的日本人則主要從事漁業、船務、種植和採礦,他們帶來了相關技術,在檳城主要從事漁業。”
接近二戰旅館成間諜據點
梁超明說,接近二戰期間,日本人在檳城的間諜活動逐漸活躍起來,其中一些旅館也成為據點。
在日本新路就有一個鐵線藝術作品,描述20世紀初附近一帶出現了相機商店,店家也被懷疑從事間諜行動。
梁超明對此有異議,認為如此描繪未免以偏概全,抹殺二戰前日本人在檳城的貢獻。他之所以把“日本人的故事”導覽內容定在1880年至1941年,就是為了區分戰前落腳南洋的日本人,以及發動軍事侵略的日本人。兩者的使命完全不同,不可混為一談。
儘管如此,尋找代罪羔羊總是人類的習性。1930年代,檳城受中國抗戰的影響,開始出現反日情緒,日本人從那時開始撤離。二戰爆發初期,約70名未撤離的日本人被英國警察逮捕入獄,直到英國人離去後才被釋放;有些則成了日本軍事侵略的合作者。
1915年成立檳城日本人協會
除了建築和路名,成立於1915年的檳城日本人協會如今仍活躍於此地。它是新馬25個日本人協會和俱樂部當中最早期成立的單位之一。
梁超明說,著名街頭美食紅豆冰也是日本人的發明,於1869年首次在橫濱出現,臺灣剉冰也有淵源關係,共同點是有紅豆。
“從受歡迎的日本盆舞節、夜來祭,到空手道、跆拳道等,處處可見日本人對我們的影響。”
他說,檳城是個集合多元社群的地方,除了三大民族,還有許多族群生活在同一個城市,是很美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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