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居槟城的日本人约有3000名,其中过半是第二家园计划的移居者;其实,日本人早在战前的十九世纪就已经踏足槟榔屿。
日本街、日本横街(Lebuh Cintra)和日本新路(Lorong Kampung Malabar)的路名都是始于1880年陆续在乔治市落脚的日本人,留下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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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日本处于明治天皇统治时期,国内迅速工业化,面临人口过剩、经济问题,同时受到南进论等因素影响。日本人开始结群到世界各地包括南洋。英殖民时期的槟城港口繁盛,1890年至1920年间,到槟城的日本人有超过一半是来自贫困的九州岛原和天草。
梁超明:日本人娱乐业最兴旺
槟城导游公会主席兼历史研究员梁超明说,日本人1880年起在槟城从事的行业中,娱乐业是最为兴旺的其中之一。娱乐业涵盖性交易、电影院和照相馆。
“艺妓和娼妓的图像在槟城旧明信片十分常见,可谓相当有代表性。”
槟城是许多水手和商人停靠的港口城市,性服务成了一门火红的生意,港口不远的地区形成红灯区。除了以日本人妓院为主的日本街和日本横街,与之交叉的新街则有华人娼妓。
1910年统计207日本人过半当娼
在日本横街和周边的红灯区有超过20家日本人妓院。据1910年的统计,207名在槟城的日本人当中,有超过一半,即126人是娼妓。
她们被称为Karayuki-San,按字面义是指“唐行之人”,即前往唐朝(中国)的人。当时日本人远行就是去唐朝。后来演变为专指到南洋卖身的女子,也有“南洋姐”之称。
“她们大部分是被人口贩子拐骗到南洋卖身,拼命赚钱还债,把钱汇回乡,为日本经济做出贡献。但在她们回到日本后,却遭到歧视和唾弃。有的则因为感到羞愧而不敢回去,死后被葬在比南利路的日本人坟墓。”
位于日本九州岛原市天如塔见证了这段历史。那是一名日本僧人在1906年途经东南亚前往印度时,受南洋姐之托,把捐款带回岛原建造塔寺。从石柱可见到捐赠者的名字、金额和工作地“槟城”。
英殖民政府于1920年取缔妓院,娼妓活动转为地下化。据说,当时妓院留下的痕迹,仍可从建筑的窗子辨识出来。妓院的窗改装得特别大,以便妓女透过窗口招客。不过,经过大部分都被整修过的店屋,似乎越来越难找到有关痕迹。
“槟城日本人的故事”4场次
槟城导游协会(PTGA)和马日协会(Malaysian Japanese Society)联办“槟城日本人的故事”讲课与导览活动,共举办中、日、英文共4个场次,为大家介绍战前日本人在槟城的活动和居住地。此活动获得乔治市世遗机构(GTWHI)支持。
主讲人梁超明带领参与者到日本街、日本横街、日本新路、牛干冬和槟榔律,寻找战前日本人的足迹。
他说,“Lebuh Cintra”从牛干冬到新街的路段属于日本人比较早期的落脚处,所以该称为“日本街”,而不是“日本横街”。“横街”指小路,从新街至汕头街那段才应该称为“日本横街”,因为那是日本人比较后期的活动延伸之处。
Osakaya杂货店受欢迎
走在日本横街,仍可以见到一些西药行、理发院。梁超明说,日本人在那里开西药行卖的药比洋人卖的便宜。除此之外,槟榔律门牌230和232号(现锡克庙旁)有一家卖日本货的Osakaya杂货店,是人们采买日本货的商店,相当受欢迎,当时的日本货以便宜著称。
“日本人也在槟城经营牙医和一般诊所、酒店、旅馆、戏院、照相馆等。从1920年起第二波到马来半岛的日本人则主要从事渔业、船务、种植和采矿,他们带来了相关技术,在槟城主要从事渔业。”
接近二战旅馆成间谍据点
梁超明说,接近二战期间,日本人在槟城的间谍活动逐渐活跃起来,其中一些旅馆也成为据点。
在日本新路就有一个铁线艺术作品,描述20世纪初附近一带出现了相机商店,店家也被怀疑从事间谍行动。
梁超明对此有异议,认为如此描绘未免以偏概全,抹杀二战前日本人在槟城的贡献。他之所以把“日本人的故事”导览内容定在1880年至1941年,就是为了区分战前落脚南洋的日本人,以及发动军事侵略的日本人。两者的使命完全不同,不可混为一谈。
尽管如此,寻找代罪羔羊总是人类的习性。1930年代,槟城受中国抗战的影响,开始出现反日情绪,日本人从那时开始撤离。二战爆发初期,约70名未撤离的日本人被英国警察逮捕入狱,直到英国人离去后才被释放;有些则成了日本军事侵略的合作者。
1915年成立槟城日本人协会
除了建筑和路名,成立于1915年的槟城日本人协会如今仍活跃于此地。它是新马25个日本人协会和俱乐部当中最早期成立的单位之一。
梁超明说,著名街头美食红豆冰也是日本人的发明,于1869年首次在横滨出现,台湾剉冰也有渊源关系,共同点是有红豆。
“从受欢迎的日本盆舞节、夜来祭,到空手道、跆拳道等,处处可见日本人对我们的影响。”
他说,槟城是个集合多元社群的地方,除了三大民族,还有许多族群生活在同一个城市,是很美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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