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在歌仔戏里识得洛阳桥,那是坐落在母亲故乡祖籍处的中国古代四大名桥之一。从北侧福建泉州惠安县至南侧洛阳区,千米长的桥有万安的祈愿,当时的泉州知府蔡襄参与修桥工程并亲题《万安桥记》志之。
蔡襄与洛阳桥的因缘,民间有故事相传,版本各异,但莫不以蔡襄兑现蔡母造桥的誓愿而竭力实践之事迹有关。于是,蔡襄这状元及第为民服务的名字,我记在了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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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常识教学里,学生学到了宋四家,宋代四大书法家即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按辈分与身分,有人认为蔡襄应在苏轼之前,所以这顺序排列证明此“蔡”非蔡襄,而原应是蔡京,后因蔡京为人奸恶才遭除名。为此争议,后人多有文献考据,颇多研究各有说法。
蔡襄与蔡京同样在朝为官,书法造诣与艺术天赋皆高。蔡襄书法形神俱佳,临摹晋唐书法,吸纳各家精华,书法线条笔势流露前人神韵,以“尚古”承先;又为宋朝百年无章的书法艺术做汇整,以“尚意”的心向启后,乃宋代书艺的集大成者。若说蔡襄的书法作品中更多表现遵循传统,那蔡京则是提倡创新。
蔡京的书法有“冠绝一时”“无人出其右者”之称,所尊崇的“尚意”,更符合宋代的流行趋势,因此方有其应为宋四家之一之说。蔡京深得同为书法家自创“瘦金体”的宋徽宗喜爱。作为君王,宋徽宗赵佶是不称职的,他昏庸无能,穷奢极侈,不理民生疾苦,最为可悲的是亲小人而远贤臣。蔡京作为宰相,不但没有辅佐之功,却是明明白白给北宋亡国历史添上一笔。《宋史》将蔡京列入《奸臣传》,是当时的六贼之一,贬斥其在位期间搜刮民脂民膏,贪污腐败,败坏朝纲,是百姓噩梦的源头。
宋神宗时,经历王安石变法,我们读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了解了以王安石为首的革新派与司马光那群保守派的争执与僵持,知道变法立意为善,但因执行偏差而招致负面效果。蔡京在这新党与旧党里游刃有余,用尽心机左右摆动,历经几代君王四度拜相期间,完全显露了人格上的缺陷。
苏轼曾就不以“人”论“书”而发感想,认为我们不应以貌取人,书法艺术自也不能因人格问题而影响鉴赏。但他在《跋钱君倚书〈遗教经〉》一文里如此写道:“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我们不以人论书,但书却能让人的本质显露,字里行间,无法藏匿。
民间传说中,蔡京最后饿死在罢相贬官的路上,因为沿途中,当地居民拒绝贩卖食物于他。这结局有杜撰之嫌却广为流传,原因或有二,一为大快人心,二为警戒后人。倘若蔡京真是因为人民的团结而致死,这种“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的罪名,我们是万不忍冠在那些饱受折磨的百姓身上的。
铺路造桥与祸害百姓,谁更应该名列宋四家?后人诉说的话语,正是前人真走过的痕迹,百姓万安则国安,自古至今皆如是。
(作者为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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